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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党委、政府举办的《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6日至28日在阿图什市举行。来自新疆各大专院校、学术机构以及北京、黑龙江等地的80多位各民族学者专家与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学者进行了一次有关史诗《玛纳斯》的学术对话。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达斯坦·萨尔古洛夫率领14位吉国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41篇。两国学者们主要从《玛纳斯》史诗的哲学、民俗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神话学的角度，对史诗的哲学思想、人物形象、口头诗学、田野调查方法、史诗在游牧文化中的地位、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的比较等方面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两国学一致对我国《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在国际“《玛纳斯》学”中的地位给与了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达斯坦·萨尔古洛夫代表吉国政府为居素普·玛玛依颁发了吉国国家语言成就荣誉勋章。居素普·玛玛依是这一勋章第一位吉国之外的获得者。会议论文集将用中吉两国文字结集出版。
目前，国内培养哈萨克文学方面的院校主要有伊犁师范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等院校中的文学院(系)及新疆的一些中等师范学校。刊登哈萨克文学方面的哈萨克文期刊主要有《新疆高校研究》、《木拉》、《曙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伊犁河》、《阿勒泰春光》等，刊登哈萨克文学方面的汉文期刊主要有甘肃、新疆等省份的一些哲学社科类期刊。黄中祥《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书面传承特点》[72]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传承方式有一个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最初只是无意识的血缘传承方式，后来发展到有意识的书面等传承方式。一部民间文学作品，经过若干代艺人的说唱，会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历时版本;经过同一代不同艺人的说唱，会形成具有个体特色的共时版本。不论是历时版本，还是共时版本，都离不开听众的参与和艺人的再创作。这个再创作的过程给书面版本的诞生提供了天赐良机，书面传承也就应运而生。黄中祥《哈萨克族巴克斯在其民间文学传承中的作用》[73]讨论了集史诗歌手、乐手、诗人、巫医和占卜者于一身的哈萨克族巴克斯，介绍了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巴克斯和他们所演唱的各种类型的短歌和长诗，作者还揭示了巴克斯在民间社会里的地位和社会作用。哈萨克族中的巴克思既是民间史诗歌手，又是巫师;而同语族的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巴克思是专门演唱民间长篇文学韵文作品的史诗歌手。19世纪上半叶，俄国、德国等一批学者进入中亚，这批学者的田野作业使哈萨克族民间口头传统得到了初步的搜集，其中也涉及到了民间史诗歌手。如当时活跃在哈萨克草原的诸如J·贾巴也夫、M·僧格尔巴耶夫、R·麦孜霍贾也夫、K·邵吾然巴也夫、A·努尔勒巴也夫、K·贾普萨尔巴也夫、K·艾孜尔巴也夫、W·凯里巴也夫、A·萨里也夫等一批民间史诗歌手的演唱作品得到了记录或录制。进入20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涌现出了以赛·森夫林、穆·艾外佐夫等为代表的一批本族文学方面的研究者。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其中也有论述哈萨克族民间史诗歌手的。
南方史诗研究。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经两度进行民族民间史诗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这一运动带有国家和政府行为，虽然这期间也有一部分民间文艺学专家的介入，但是，大量的工作是由地方文化官员承担的。我们不能否认这其中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搜集整理过程伴随着对“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倾向。巴莫曲布嫫对《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文本定位和它们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的目的无疑是要重新确立田野与文本的关系，从新确立活形态的史诗演述传统的权威。[74]作者从彝族史诗传统内部去解读民间的史诗话语与史诗观念，从而阐发诺苏史诗传统的基本法则，从“万物雌雄观”与史诗叙事的文化象征体系，阐释了“勒俄”文本的公、母之别，并将之界定为史诗的文本性属与文本界限;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解析了史诗叙事的黑、白之分，由此确立了史诗的叙事界域。[75] 在诺苏本土社会, 史诗是一种神圣性的族群叙事传统。在如何确定活形态史诗传统的问题上, 作者提出由史诗演述传统、表演事件和受众的“在场”等五个 “在场”，通过以上几个“在场”的“缺席”来辨别和确定史诗传统的本真性。[76]《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77]是2005年受到较多关注的长篇论文。文中所论的 “克智”是大小凉山一种口头论辩活动，论辩中有丰富的史诗知识的考量。该文探讨了彝族史诗传统“勒俄”与口头论辩及其他口头文类、口头表达技艺之间的内在关联，试图立足于本土口头传统的历史传承,说明在民俗生活中嵌入口头论辩的史诗表演传统及其仪式化叙事语境，以描述口头论辨的基本言语方式，阐释建立在一种双向对话关系之中的史诗演述，讨论了演述人的传承问题与史诗异文之间的学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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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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