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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十四孝”与神道及神社活动的结合
如上所述，二十四孝的作品经过书籍传到日本之后，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以多种形式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这一点也表现在日本传统的宗教“神道”当中。特别是中世[13]以末近世以来，二十四孝的题材大量出现在神社及相关活动中。以雕刻为例，千叶县八千代市饭纲神社围者主殿的玉垣上雕有“吴猛味蚊”、“孟宗哭笋”等二十四孝题材;静冈县浅间神社四境内社之一八千戈神社社殿的梁间也有二十四孝雕刻，色彩鲜明，栩栩如生;自祗园祭山鉾中引入二十四孝作品之后，各地山车中也加入了类似作品，例如知多半岛上半田市龟崎町“潮干祭”也有5辆山车巡行的活动，其中一辆上就装饰有“二十四孝图”雕刻，另一辆山车上则有二十四孝之一“求鹿救双亲”的雕刻。
那么，二十四孝又是怎么与祗园祭发生碰撞的呢?实际上，二十四孝不仅仅在祗园祭中出现，全国各地许多神社活动都引入了二十四孝的内容。如知多半岛上半田市龟崎町"潮干祭"也有5辆山车巡行的活动，其中一辆上就装饰有"二十四孝图"雕刻，另一辆山车上则有二十四孝之一"求鹿救双亲"的雕刻;[14]千叶县八千代市饭纲神社主殿的围栏上刻有二十四孝雕塑;静冈县浅间八千戈神社社殿的梁间，也有二十四孝题材的雕刻……可以说，二十四孝题材在神社及其相关活动中出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应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
笔者认为，神社及其活动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二十四孝题材，与出现这一现象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二十四孝在日本得到大发展的时期，正是神道迎来与中国儒学紧密结合的时期。进入江户时代后，佛教的宗教权威急剧滑落，充满理性的儒学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最终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获得空前发展。受其影响，神道也欲摆脱佛教，完成自己的独立，但由于底蕴所限，又不得不再次倒向儒学这颗中华大树。于是神道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儒学神道阶段。这时出现了一批神儒调和的推动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熊泽蕃三、贝原益轩等。他们在神道方面都积极地主张神儒一致的学说，积极地推广儒学主张的同时，用儒学的理论来解释神道的精神。特别是强调封建伦理纲常的“朱子学”被视为官方哲学后，儒家推崇的“忠孝”观念也成为神道所主张的内容，成为神道立身与教化“氏子”[15]的工具。以熊泽蕃三为例，他的儒学造诣十分深，曾经对儒学中的"孝"道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曾说："孝于天地未划之前，是太虚之神道。天地人物无不生之于孝。春夏秋冬，风雷雨露，无不是孝。仁义礼智是孝的条理。五典十义是孝的时效。此以神理含蓄之所为孝。"[16]可见他对"孝"道的推崇与重视。同时他不仅仅沉湎于高深悬虚理论探讨，在实际生活中，熊泽蕃三也善于运用通俗的手法来向大众推销他的"孝"道理论。宽永(1624-1643年)年间，他编写出版了《二十四孝小解》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二十四孝书籍中的经典，被当作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的标准书目。许多辞典中"二十四孝"一条的解释都以熊泽蕃三的《二十四孝小解》所列人物为准。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儒家思想与文化才有机会与日本传统神道发生碰撞，并快速地融入到神道活动中来。
“神儒一致”的学说为“孝”这样的儒家思想进入神道活动创造了契机，而它得到庶民的承认和接受，是由于它通俗生动的民间特性，可以说，它也是近世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庶民的趣味要求。
二十四孝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的时候，在日也本，随着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的町人阶层的崛起，表现町人[17]伦理道德与审美情趣的庶民艺术正逐渐取得文化的主导权。这一时期大量的民间文学、庶民倾向的小说故事随着明清小说不断引入日本。这些平易近人又意味深长的中国民间文学正好符合町人的口味，传入日本后很快就普及开来，并与本土文化紧密地结合，逐渐成为人们与生活水乳交融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早先从事商业活动“町众”大多附属于神社，他们通过神社取得对“座”的经营权，并相应地承担神社活动的具体实施活动。取得商业富足后，在支持神社的同时，他们也日益要求在神社活动中加入能够反映他们精神世界的活动，当初祗园祭“山鉾巡行”就是以对立于祗园社固有的祭祀活动“神舆清祓”为目的而出现的。山鉾的装饰与组织都出自“町众”之手，当然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与道德标准。来自中国的二十四孝以其强烈的民间色彩与传奇神秘的故事情节，以及反映儒家伦理的风格得到下层民众的青睐，被频频引入神社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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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网页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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