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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诗与可诵性、形音义中的“音”与意识形态中的“声”
章炳麟曾指出：“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从另一角度看，线性的声音时刻以现在为中心，而文字形式则意味着线性时间的空间化，因此文字形式中的“音”是音、形、义三者不可分关系中的“音”。
与此相连，声音中心的语言意味着意识对事物、语言对意识同步性的忠实再现，但事实上这并不可能，因为我们认识的不可能是当下而应是过去。意识与对这一意识的语言化时刻是迟延的， 两者之间不可能完全同一。迟延本身并非是时间同一性的延后，而是瞬息万变地变化着，亦即他们的意识或语言时刻处于差异性的滞后状态。在此意义上，文字形式所蕴含的差异性可能企图与同步再现意识的同一性竭力相抗，它意味着对事物认识和使其赋予语言表像之间的悖论性关系的一种克服。
阅读意识面对文字符号时，所依据的不仅是实体意义上的包含汉字笔划在内的书写踪迹，更包含了阅读意识的记忆踪迹。因此，不可仅仅将“踪迹”概念实体化为文字书写的踪迹，更应该将之理解为与这一书写的踪迹处于互动关系中的阅读意识的记忆踪迹。这一记忆踪迹是心理的，而这一心理的活动又是受制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文字书写本身将“踪迹”这一实体概念、功能概念、哲学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的概念本身隐喻地进行了表述 。从这一意义上说，不独汉字与踪迹概念相关，其它的文字书写也是如此。
那么，对诗歌或带有一定诗性特征的文学文本而言，“音” (可诵性、声响格式等)的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由对音律苛求的刘师培，至未必苛求的章炳麟，再至大致追求“音”的新诗思考者们，他们何以对“音”的问题如此介怀?法国阐释学家利科尔(Paul Ricoeur)曾指出，在小说中，情节(亦即文本内的时间)将小说文本所有异质性的各个要素综合在一起，从而令小说靠近隐喻。这种隐喻能力植根于一种富于生产性的构想力。它通过述语性的同化力，而令语言产生一种“抗衡语言日常性的范畴化”能力 。那么，相当于小说情节的综合能力的“时间”在诗歌里是什么?
在诗歌中，将异质的符号综合在一起的，除了高密度的隐喻性意象外，尚有亦是有着类似性功能的韵律、节奏(从原理上说，语言的隐喻功能建立在两个事物之间之类似性)。对此，我们必须广义地理解“隐喻”，而不能只是将其狭义地理解成西方修辞理论中的某一特定意象。以诗歌为例，首先，分行排列、词语的反复等形式上的特点是一种空间性的综合性和类似性属性的赋予功能;其次，韵律及节奏则是一种声音上的等值性或综合性(声音的述语同化功能);再次，高密度的隐喻性意象则是一种内容上的等值性或综合性(意义上的述语同化功能)。上述三者相加，方构成一种诗性情绪流(诗性的时间)，文本的空间与读者的空间在其中得以统合成一种阅读的空间。于是，文字语言成为作者与众多的阅读意识相交合的他者性空间。而小学中不可分割的形音义三要素正好与上述文论中文字形式、声音、内容之三者相对应。章炳麟理论可诵性等“音”的问题，新文学思考者致力解决新诗“音”的问题，皆因“音”的问题与文字语言信息传递密切相关。
成功的“文”驱逐了时间的线性同一性的统治而令具有瞬息万变的差异性得以空间化。它并非排斥了声音符号，相反，声音符号的和谐性将阅读时间组成一个独立的空间，以减少外界对唤起记忆踪迹的障碍。因此，这一场合的阅读时间也是隐喻性的时间。必须指出，这一时间也从属于文字形式的空间性。
如本文开头所言，“音”包含音律等要素，它从属于形音义相关的原理，而被特权化的“声”则不然。在文学文本中被特权化的“声”往往容易与意义的单一性相连(章炳麟所谓“一事一义”)，因此在声音化语言中，意义衍生的可能性被高度地限制。声音中心化的文字符号提供者的作者的意义与这一符号接受者的读者意义近于同一性地设定，因此它也是一种作者中心主义，因而其意义的衍生(接受)方式是非民主的。其意义的单一性、同一性、集体性往往容易与国家、民族、党派等同一性集团概念相合。也正因为如此，声音中心化的语体容易为意识形态所用。因此，语言意义的传递、衍生方式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以往二十世纪是最大的语言媒介的世纪，因此也是最意识形态的世纪。晚清的新民体以及后来的新文学正是把握了这一点，因而成为崭新的大众媒体。在考察现代史时，上述语言的视点也许是重要的。
(作者说明：本文为2007年8月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日文版发表于《九叶读诗会》第三期(2007年11月，东京·驹泽大学)，译为中文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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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08-10-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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