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

　　以上33种方志中，时间分布为乾隆3种、嘉庆1种、道光2种、咸丰2种、同治2种、光绪4种、宣统1种、民国18种，其中清代方志15种。华东卷所收清代方志376种，有文昌诞节记载的约占4%，比例不大，这里民国修方志记载文昌诞节较多(其中台湾5种为20世纪下半叶所修)与清代所修方志基本不重复，说明这些地方在清代已有文昌诞节，即令如此，华东卷中有文昌诞节记载的仍数少数。华东卷所收清代方志各朝数量分布为康熙51种、雍正10种、乾隆86种、嘉庆30种、道光46种、咸丰5种、同治53种、光绪87种、宣统8种，与有文昌诞节记载的清代方志各朝数量比较，就会发现康熙雍正时期的61种方志中没有一种记载文昌诞节，可见此时尚未形成习尚;华东地区的文昌诞节是乾隆以后发展起来的，有文昌诞节的三种乾隆修方志分属山东乐陵(序号4)、江苏通州(序号12)、安徽含山(序号22)不同省区，很说明问题。另外，序号1的民国《法华乡志》说当地旧在观音寺举行文昌会，后寺毁，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在满月阁重塑文昌像礼敬。序号3的民国《月浦里志》说月浦向无文昌像，乾隆二十九年自罗店迎至东镇东岳庙西隔壁。这些乡里志反映文昌信仰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法华乡和月浦里均有文昌塑像置于其它寺庙，这是其特点。《月浦里志》谈到当地在乾隆中叶的文昌像的传播情况。文昌诞节分布地区为上海(序号1-3)、山东(序号4-7)、江苏(序号8-15)、浙江(序号9-21)、安徽(序号22-23)、江西(序号24-25)、福建(序号26-28)、台湾(序号29-33)，以江浙地区为多。前面提到的法华乡和月浦里今属上海，清代属于松江府，位于狭义的江南地区。事实上苏松地区文昌信仰兴盛，嘉道时苏州人顾禄说家乡：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大吏致祭于竹堂寺畔之庙。庙属长洲境，故长邑宰亦祭于此。他邑有其庙者，各邑宰为之主祀。余如道宫、法院、会馆、善堂供奉帝君之像者，俱修崇醮录。谓帝君掌文昌府事，主人间禄籍。士大夫酬答尤虔，遂贫者亦备分烧香，纷集殿廷，谓之文昌会。”[56]可见苏州府的文昌信仰已遍及各阶层和会馆、善堂组织。序号18的民国浙江嘉兴《双林镇志》说当地咸、同兵燹以前遇文昌生日，士人集奎文阁、南询庵及碑亭三处行拜祝礼。也可见文昌信仰较为盛行。文昌神诞节的节期除了浙江浦江为二月初二外，余皆二月初三;此外，《月浦里志》、《江阴县志》还记载在八月初二、三秋社祀文昌神，这是秋社之祀，与春社对应，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华东地区文昌诞节的敬惜字纸活动特色鲜明，序号10的光绪《常昭合志》、序号11的民国《江阴县志》均说是日士子举行惜字会，这是在江苏。即使是开发较晚的台湾，也流行此风。在嘉庆初年开辟的今宜兰地区，道光年间成书的《噶玛兰厅志》载：“兰中字纸，虽村氓妇孺，皆知敬惜。缘街中文昌宫左筑有敬字亭，立为惜字会，雇丁搜觅，洗净焚化，熏以沉檀，缄以纸素。每年以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通属士庶齐集宫中，排设戏筵，结彩张灯;推一人为主祭，配以苍颉神牌。三献礼毕，即奉苍颉牌于彩亭，士子自为执事，遂将一年所焚字纸铺叠春 ，迎遍街衢。所至人家，无不设香案，焚金楮、爆竹以拜迎。是日凡启蒙诸子，皆具衣冠，与衿耆护送至北门外渡船头，然后装入小船，用彩旗鼓吹放之大海而回。”[57]记载详实。华东地区的文昌神信仰深入基层社会，除了前举的上海地区乾隆时代乡里的文昌神信仰资料外，序号25的同治江西《会昌县志》说当地“文昌会，城乡皆有之。”乡村也有文昌会。序号7的宣统山东《清平县志》讲：“文昌诞辰，家设香烛庆贺。”文昌信仰更深入家庭。这些不同时期方志的记载，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信仰普及愈深。华东地区文昌神诞节的主要活动是士人的文昌会，文昌会的社团性在加强，同治江西《会昌县志》称赴会者为“社友”可以说明此点。

 

　　三、结语

 

　　关于清代文昌诞节的资料。《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所收清代方志总计1050种，数量可观，可以作为研究清代文昌神诞节的基本资料。其中记载文昌神诞节的有80种，约占7.6%，这个比例不算高，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说明文昌神诞节不普遍，二是说明方志作者没有把文昌神诞作为节日与元旦、立春、上元、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等传统大节并列记载。我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文昌诞节比较晚起，主要流行于士人之间，虽然在清代相当普及，但毕竟作为节日还是一个小型的。另外，文昌诞节纳入政府祀典，有的方志不作为岁时节日风俗记载，这也是一个原因。换言之，地方志风俗志对文昌神诞节的记载虽然较少，但并不能完全说明此节不流行。

　　清代的文昌诞节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清代文昌信仰的普及化基于政府的倡导。清朝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邪说”，他们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 嘉庆六年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咸丰六年(1856)文昌帝君与关帝一体升入中祀，清朝后期的皇帝还不断亲谒文昌庙行礼，计有咸丰七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三年几次。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全国六大地区清代方志记载文昌神诞节数量的时间分布统计分析表明，文昌神诞节是在嘉庆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分阶段考察，康雍乾三朝134年有19种方志记载文昌诞节，从嘉庆到宣统的116年时间虽较前者短，而有61种方志记载文昌诞节，数量远远超过前者。地方志的记载与清朝政府的举措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证明我们的结论正确，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方志作者对政令的应付，而是在文昌信仰习尚基础上的发展，下面的一点便可证明。

　　其次，明代中后期开始普及的文昌神信仰持续至清代。从前引地方志可以看到，嘉庆以前已有文昌诞节的活动。计有康熙修华北京津地区的《良乡县志》和《蓟州志》、西南云南省《阿迷州志》、中南河南省《孟津县志》4种;雍正修华北山西《石楼县志》、西北陕西《城固县志》2种;乾隆修华北山西《五台县志》、《孝义县志》、《乡宁县志》，西北甘肃《西和县志》，西南四川《盐亭县志》、《珙县志》、《屏山县志》，中南河南《辉县志》和《灵宝县志》、广东《佛山忠义乡志》，华东山东《乐陵县志》、江苏《通州志》、安徽《含山县志》13种，均记载了文昌诞节，而且呈现出从康熙到乾隆不断扩展的趋势。关于乾隆时期文昌神信仰的记载，还可以补充一些资料，如乾隆六年刊甘肃《成县新志》记载：二月“三日都人士集文昌宫祝寿，作会饮福。”[58]乾隆十四年刊福建《永福县志》说：“仲春二日，绅士祀文昌神，延官师宴集。”[59]福建莆田广业里于乾隆十八年(1753)建书院，设有文昌阁[60]。莆田林氏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于社庙之西建成书院，“中祀文昌、魁宿，左右奉城隍、社主神灵。别立精舍为报功祠，亦以为延师讲学地”。[61]乾隆廿三年刊《帝京岁时纪胜》谈到北京的文昌会：“香会，春秋仲月极胜，维惜字文昌会为最。俱于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演戏，动聚千人。”[62]可以说嘉庆帝倡导崇祀文昌神信仰，一定程度上既是文昌神信仰的反映，也迎合了文昌神信仰发展的趋势。

　　清末废科举及民国建立，文昌神信仰受到扼制。首先“光绪末废科举，文昌帝君祀典遂停”[63]。我们阅读的大量民国修地方志中只发现47种有文昌诞节的记载，而且集中在西南(18种)、华东(18种，其中台湾就占了5种)，说明文昌诞节的衰落。诚如不少民国修方志说旧有的文昌神信仰“今废”，如华北的《蓟县志》、中南的《陕县志》、东南的《高雄县志》即是。但也有一些方志仍记载了文昌诞节，说明此俗的存在，在有的地方已扎根民间。民国18年刊四川《合江县志》介绍当地“神道”时所说：“凡闾里不百户辄有庙，而城治尤伙，百神之祀咸萃于斯，祀以诸佛、观音、文昌(民国初，文昌祀典已废，而民间祀之如故)为最多。……而民业之祀亦各返其始焉，……士人祀孔圣、文昌、奎星”[64]。便是证明。

　　再次，文昌诞节的空间分布广泛。清代的文昌诞节分布在相当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各地区，除了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遍布全国，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分布也说明这一信仰的普遍性。其中文昌诞节最为流行的地方似乎是京师、四川及邻近地区、江浙地区，其原因在于：京师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川省附近接近文昌的化身梓潼神的诞生地，而且梓潼神具有地方守护神的品格，江浙则是科举最盛地区，崇尚人文。

　　又次，文昌诞节节期稍有差异。文昌诞日为二月三日，清代的文昌诞节基本上是在该日进行，不过也有在其它日子进行的。一些地方是二月二日，这一天作为节日与社祭有关，清代北方以该日为龙头节，南方则是社诞日，因与文昌诞仅隔一天，故易合并;从功能考虑，二节均为祈福，也有一致性。个别地方在二月初一进行，该日曾为中和节，后与春季社祭融合，文昌诞节并入也可以理解。八月二、三日也有祀文昌的，则是为了与春社期间祭文昌对应。上丁日本是祭祀文圣孔子之日，因文昌神性主文，与孔子一致，甚至被视为“文祖”(见西南地区序号45的《嵩明州志》)故一并纪念。

　　最后，文昌诞节强化了士大夫的凝聚力和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力。文昌神信仰者主要是作为文化人的士大夫，清朝官方文昌诞节的确立，推动了文昌神信仰的普及，使士大夫的这一信仰“合法化”和具有正统性，真正成为他们的“职业神”。纪念文昌神诞的文昌会是集体行为，具有组织化的社团性质，加强了士大夫的群体意识和团结，惜字会兴起于嘉道之际与此有密切关系。文昌诞节的确立，抬高了“文化”的地位，也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文昌诞节上士大夫的活动在证明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地方社会的领导者。清代文昌诞节在基层社会的普及，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都说明士大夫的影响力在加强，百姓接受士大夫的影响并模仿其行为，文昌诞节也成为社区重要的文化活动。

 

　　(本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