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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祭天
1616年努尔哈赤即位时，并没有本民族宫廷仪礼的先例可循，因此，保留了满族固有民俗的特色。据实录：是年，正月初一，当时八大臣捧文书跪在前面，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跪在后边。然后由左右两侧候立的二大臣接过文书，捧到汗前，放在桌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左侧，上尊号称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跪着的诸贝勒、诸大臣都站起，随后汗从御座上立起，走出衙门，“对天叩头三次。叩头后，回到御座坐下。”以下便是大臣、贝勒向汗叩头三次，祝贺新年。这里如实地记录了满族兴起初期原始祭天的朴素特点，即对天叩头三次，别无其它繁褥的仪礼。21
天命三年(1618年)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便是努尔哈赤宣告出征明王朝。对明宣战的仪式是在是年4月13，寅日，巳刻举行的。当时调集了八旗10万兵众出征尼堪，并不用战书战表，而采取了发布“告天文书”的仪式，对天陈述伐明的“七大恨”理由。不论其对满族的民族情绪起到了多么大的煽动作用，只从告天仪式中便可以看出满族上层对天灵的信仰，乞求天佑天助的愿望具有整个满族信仰的代表性。文书中列举明王朝对满洲族的不平等待遇，同时一再宣扬说：“天以叶赫为非”,“尼堪逆天而行”,“帮助天以为非的叶赫”;“天将哈达给我，天给我后，尼堪皇帝还助哈达、威胁我。”“天以为非的人必定失败而死，天以为是的人，必定胜利而存。” 对天宣布文书后，“对天叩头，焚烧写好的文书，”然后起兵出城，直取抚西城。可以看到这里依据旧俗仍是“对天叩头”。22
除了以上“对天叩头”的最简单最原始的祭天形式外，自努尔哈赤起，满族举行了“堂子”祭，即于“堂子”立竿祭天的仪礼。这是“对天叩头”的礼俗的发展，是萨满教固有形式的沿用。从满族历史的原始记录看，最早涉及的“堂子”祭天的是努尔哈赤于1618年征抚顺北，攻下清河城后，9月初四，记事档案说：“太阳从山那边升起前，到达汗的城，汗去堂子祭祀”的档案。按满俗建“堂子”立神竿祭天，并无固定祭日，因事因时而祭。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朔日“汗率八旗诸贝勒、诸大臣出城，到堂子和庙里叩头”，是在叩贺新年时祭天。三月初三再一次规定，凡祭神祗、礼神竿，均需集合众人回去;汗每逢新年早晨要去堂子叩头。天命九年(1624年)“甲子年，新年早晨卯刻，汗去堂子叩头，随后回家向神祗叩头。”辰刻出坐八角殿后才由贝勒、官员叩头。又在诸大臣立誓词效忠于汗的文书，也要拿到堂子去烧，以示对天立誓。如莽阿图的誓词中公开说到把被委任工作写在文书上“请诸贝勒、诸大臣看，在堂子烧那书，戍年11月立誓。”23皇太极淑勒汗朝，沿先例新年正月朔日，寅时汗率诸贝勒、诸大臣去堂子，对天烧纸钱，三跪九叩头。24至天聪九年(1635年)8月28乙巳日皇太极为迎接出征蒙古诸贝勒及察哈尔汗后来献“制诰之宝”玉玺时，“放炮三次，出沈阳抚近门去堂子，吹海螺，蒙古海螺，打鼓吹箫，吹喇叭唢呐，对天叩头。”这些礼乐仪式的增加，显然比原始形式更加宫廷化，叩头也由“三次”增改为“三跪九叩”大礼。献玉玺仪式，又“在桌上烧香，吹海螺、蒙古海螺、喇叭、唢呐，汗率众人对天三跪九叩头。”呈玉玺之后，“汗在布凉棚前摆设黄桌，在桌上烧香烛，汗收玉玺，拿在手中，率众人对天三跪九叩头。”25从只“对天叩头”增加到了烧纸钱，烧香烛，以后又增加了“斋戒”“射箭”这种由简及繁，由俗转礼的发展，正是满族兴起过程中天灵信仰由朴素到典雅的新发展，它已愈来愈明显地与汉、蒙礼俗发生交流和影响。直到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登基后议定祭仪会典，又进一步把祭天仪式法典化，规定了若干等级差别。但是，在“堂子”祭天的原始形态一直沿袭久远，直至入关后，康乾年代仍盛行此俗。
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后，1636年5月3日遣郡王贝勒多人率兵征明由沈阳出兵时，“上出抚近门，列大驾卤簿，诣堂子行礼。又于堂子，列护军 ，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26已具备很大规模。入关后的祭天显然更加与汉族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合流。据与此相隔180年的后世文献记载，设竿祭天，堂子祭祀沿例颇久，并十分完备，把天灵信仰更加固定化、制度化。
据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室，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竿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竿石座，诸王、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凡立杆祭神子堂子之礼，岁以季春、季秋月朔日举行。祭日悬黄幡，系彩绵，缀五色缯百缕，褚帛二十有七，备陈香镫。……”照例，重大军事行动的出征、凯旋等依然举行堂子祭礼。27可见自努尔哈赤建堂子始，祭天之俗连绵近两个世纪。不论以后的礼俗官制多么复杂化，但是满族刚刚兴起时用设竿祭天，诣堂子行拜天礼的原始信仰仪式，始终保留其浓厚的民俗信仰特色。所不同的是后来诣堂子增加了为马祭神春秋两次及堂子月祭(孟春上旬3日，余用朔日)，特别发展了于堂子行“浴佛之礼，”即孟夏上旬8日，自皇上以下举国禁祈祷，禁祭神，禁屠宰，禁理刑名。这些仪式都有司俎官赞礼，奠献糕酒。可见，已与原萨满教信仰习俗不同，掺入了佛教信仰仪式，所禁忌的内容正是原萨满教敬神祗的遗俗，如祭神则必杀牲祷告，与浴佛相抵消。
祭天仪式的发展在满族兴起时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往往又表现在祭纛仪式中，努尔哈赤进行统一部落战争和对明作战时，出师、凯旋均行祭纛仪式，按其含意仍是祝天助兵利。满族祭的仪式最初都有杀牲致祭之礼，与入关后向 旗只行三跪九叩礼不同，充分表现出原始祭天的“牺牲”观念。1619年抚西路萨尔浒一役八旗军大捷，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于两军界藩祭纛，杀八牛谢天以祝胜利。1622年正月二十二，为大破明广宁兵“举行破敌之礼，杀八旗的牛8头祭纛。”1623年七月初六，“汗出城，在旧辽东的南岗上，杀牛八头祭纛。”1625年四月初六迎出征的大臣，“杀牛八头，祭纛，”庆祝征瓦尔喀胜利。同年八月初八，在耀州戍守的大臣大破明兵，送来了马匹、甲胄等战利品，“汗迎接到堂子叩头，在离十里外杀牛祭纛。”初九，大臣带来了归降的1千9百人户。“汗在10里外迎接，对天叩头三次，随后杀牛，祭纛。”从记录看，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更加巩固了满族所笃信的“天助”、“天佑”、“天命”的天灵信仰，原始的杀牲以享天的古俗，随之风行。一直延续到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才制订了新会典，据《清太宗实录》载，对上述的旧俗有了严格约束。规定说：凡祭神、还愿、娶亲、上坟、宰杀或买卖牛、马、骡、驴，永远不许。改用羊、猪、鹅、鸡、鸭。特别不准杀牛马，甚至约束只许设大宴时杀，让“有群牛的贝勒、官员，也不可侈费。”足见满族兴起时，天灵信仰形式仍处于原始信仰状态，随着与汉族文化的频繁交流，自上而下有条件地改革了一些古俗形式，但仍保留其信仰习俗。直到满族上层入主中原后，逐渐改制为在 前只行三跪九叩礼为止，满族的天灵信仰的原有祭祀形式基本上与汉族旧王朝礼仪制度相融合，只是保持了原有的天灵观;甚至在皇太极的会典中明文规定“沈阳称天佑盛京，老城称天佑兴京”。朝野惯制，岁时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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