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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4月，努尔哈赤兵与明抚西、广宁、辽东兵战于野，汗命令满兵西向三处尼堪兵设营进攻时，“天上的风向东吹，兵刚一接近，大风立刻将尘埃吹向尼堪。……追杀尼堪兵一万人……。”过2日，“晚上日落后，从西向东出现粗细相等的二道黑兰光线，横贯天上。”对此，当时编纂法典，记档的大臣额尔德尼评论说：“因为尼堪万历帝过错甚多，所以天以为非。在3处设营，挖壕，层层排列枪、炮的1万兵，在战斗中也没有取胜，都被攻破杀死。在大风停止的瞬间,反倒吹向尼堪兵方向,放炮的人打死他们的7名炮手。诸申国的英明汗善行甚多,天地佑我,合于风雨之机。”这次战役十分激烈,满兵以较少伤亡尽杀明兵约万人，所以额尔德尼认为绝大多数八旗兵未受枪炮之伤是“天神使之躲避”，“天神的保佑”;八旗兵把明兵射杀殆尽是“天神帮助刺杀”，是“天佑”。12
天命三年(1618年)五月努尔哈赤进袭抚顺北，前后连雨，独进袭当日晨雨停，也被评之为“天佑”。此前夺取西城也是“整夜下雨”，翌日披甲攻城时天晴，也同样被认为是“天助”。又，在抚顺北夺明兵粮食时，“早晨大雾，卯时过半，天的赤、绿、白光线出现在兵的两侧，以后形成6个园门。那两端在兵的前后，随着兵至15里才消逝。”于是，粮食全部夺到了手。137月20日进攻清河，“未时下了雨，晚上晴了。22日，攻取了清河城。从清河撤兵回家后，清河大洪水，八旗兵尽得清河俘虏、粮食”。额尔德尼评说：“兵出发的那月是雨季，撤回家之后那里才发了洪水;如果当初连夜下雨到出兵的早晨不停，怎能得此清河城呢?这正是天助!”又，9月19日“早晨寅刻，在天的东南角，有白光线，从地上冲天而出。看见那个光线象大刀那样，尖端细而直，长比大树高，横宽能有一尺。”10月11日，“天亮时，在那白光线出现的东方，又有星的光线出现了。从那地出的白光线，在星的光线出现的第4天，即14日早晨消失不见了。11日，出光线的星，每夜都向七星的方向移动，通过七星尾部的星星北头。从十一月初九(?)消逝不见了。”努尔哈赤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更进一步扩张和巩固了这种天灵观，把一切虚的自然现象几乎都列入档案做为“瑞兆”，进一步为政治上的天命观和军事统治做出舆论根据。14类似的例子如天命四年(1619年)3月抚西路大战时也有。两军接近时，“大风忽转，反吹向明尼堪方向，放枪炮的烟，兵踏起的尘土，风吹起的尘埃，全部压向尼堪兵，天昏地暗，在那烟尘的黑暗中进攻。射杀尼堪兵，烟尘消逝，那兵也杀光了。”15档案中总结时认为：仅3日全歼明兵27万，皆因明万历帝“违背天意”，“天以为大恶”。八旗兵两军合围夹击成功被认为“是天神指引相会合。”获胜有赖“天神帮助”。又由于战争中朝鲜王派兵助明兵作战，于是努尔哈赤写信给朝鲜王也说：“天以非为非，以是为是，……天以我为是，以尼堪为非。……那大国的尼堪皇帝，也同样在天的法度下生存。但尼堪皇帝却改变天的法度，违背天理，诸国苦之。你朝鲜王为何不知此事?”16
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在这种信仰基础上很自然地都追溯源于“天灵”、“天命”、“天助”、“天佑”。同时，这种“天灵观”、“天命观”的不加掩饰的宣扬，又有力地蛊惑了八旗兵，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天灵观”和“天命观”，为满族兴起发挥了思想上的鼓动作用，更加把意志和力量集中于努尔哈赤的统治。因此，决不可低估民俗信仰在民族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具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努尔哈赤于1619年萨尔浒战后，转守为攻，连下辽沈，控制了辽东全区，进入巩固满族政权后金对东北地区统治的新阶段。这时期，努尔哈赤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展开了强大舆论攻势。其中，再次用对“兆”的信仰展现了天灵观的作用。天命七年(1622年)2月21日致书朝鲜王，有一则记载说：“你尽管以尼堪为父母，在辽东城内的二井也出了血，你朝鲜为何不对地说停止那个呢?在北京城内的河也两次流血。各衙门的老树，在大风中都连根拔起，石牌楼也折断了。那样怪异，你朝鲜为何不对天说、对风说停止那个呢?我是看天相行动。你朝鲜逞强，不看天指示的现象，那样抗拒天，就是父母庇护了你又有何益处呢?”17 天命七年(1622年)3月29日努尔哈赤下达文书给属下的尼堪官员说：“在你们心中不要幻想：尼堪朝永久，我朝是暂时的。在辽东城，井中出血，辽东城被占领了。听说北京城的河两次流血了。另有大风把各衙门的大树连根拔掉了，石牌楼折断了。谁能躲避天示的那大怪异呢?这是天意。”18
4月17在下达给阿尔布尼、石游击的文书中对辽东的汉人说：“辽东的人，在你们心中不要幻想：尼堪朝是永久的，我是暂时的。辽东城的井出血，辽东城被占领了。听说在北京城的河，戊午年(天命三年)4月一次，翌己未年4月一次，流血二次。另外，大风把各衙门的大树连根拔掉，石牌楼折断。谁能躲避天示的大怪异呢?这是天意。……尼堪万历皇帝暴虐无道，……天以为非。我们的汗公正，天以为是，而加眷佑。”19
天命十一年(1626年)5月20给毛文龙的信中又一次说：“古来各国的兴亡，都是天道循环。到灭亡时,天示怪异和祥瑞，各处爆发战争,以致灭亡。到兴起时,天将默助，动则兴旺。……在丙辰年大风将皇帝城内所有衙门里种的树都连根拔掉了,牌楼的石柱也折断了;戊午、己未两年皇帝城内的河流了血,这不是显示天要灭亡的吗?”20
满洲贵族代表连续5年在正式文书中反复讲述关于明王朝即将灭亡时自然灾害与传说中“凶兆”，清楚地反映了满族兴起时天灵观、天命观的另一侧面。他们用一系列关于“祥瑞”、“吉兆”的传说相对照，鲜明地展示了自己越来越完整的天灵观，并由此导致出明王朝必亡，后金王朝必兴的天命论。
对“天兆”迷信和宣扬是具有多样性的民俗信仰形式，是古老的大自然崇拜及万物有灵观念的遗留。这些民俗信仰又往往被人们(尤其是居于政治统治地位的人们)形成了惯例、惯制，由信仰发展成为祭礼，这样，有关祭礼便成了具备种种功利性的信仰仪式了。由俗转礼，是民俗发展的必然结果。天灵观在满族兴起过程中，也自然地从对“天兆”的信仰，发展到对天的祭典，从而增强了这种观念的政治功利性。满族兴起过程中关于“祭天”的大量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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