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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二”，顾颉刚对舒大桢(《歌谣周刊》第38号)。
舒大桢：
破天荒的歌谣研究会，自成立到如今，已经是一周年了。在这一周年的成绩，如材料 的丰富、采集的精粹，诚然是斐然可观。十二分同情的我，真是额手称庆不置呵!但在 这种情况下，我也有一点小小意见提出来求高明指正，那就是我以为各位负研究责任的 先生，对于歌谣研究的工夫还做得不够。而如果只图多多登录，不求实在研究的话，可 怕不单是读者干燥无味的减少同情，诸位研究的先生们也是白费了苦心呵!
顾颉刚：
大桢先生：接读来信，极感盛意，但我们要向先生剖明的，我们少登研究的文字，并 不是不想做研究的工夫，乃是实在因为歌谣资料还收集太少的缘故。并且研究歌谣不单 在歌谣本身，而且关系到歌谣上面的戏剧、乐歌和故事以及其下面的方音、方言、谚语 、谜语，还有就是造成歌谣的背景如风俗、地文、生计、交通等等。所以我们单单空想 研究歌谣是再容易不过的，而真要做来却是难之又难。目前我们的最大阻碍是投入的空 闲不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歌谣的研究都是业余兼职。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便是 现在收集材料，使得眼里常看见歌谣，耳里常听见歌谣，口里常说着歌谣，使得我们一 部分的精神浸润在这里。
尽管这样，有一点要告诉的是，我们研究歌谣的目标自然是有的，那就是在尽可能增 加资料的前提下，争取得到欧洲同行的指导，使我们的研究有一天达到“歌谣学”的水 平上。
顾颉刚
“个案二”里，“读者来信”不但要求对民间歌谣加以研究，而且还对北大的研究赶 不上国外提出了批评。把这样的信发表出来，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是为了什么?自 然是在表示说，学者的研究其实并非一意孤行，而实在也是在顺应时代、满足社会之需 而已。谁都知道，但凡登在报刊上的“读者来信”无一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编者的“ 答复”更是这样。顾颉刚对舒大桢的回答，称得上建立中国“歌谣学”的明确表态，也 即从“歌”到“学”、从“民间”到“学界”的自我重申。
对于这种实际上是“以学为本”的歌谣研究，当时曾有人作过分类，概括为分别注重 民俗学、语言学、教育学和文艺学的“四派”。其中谁重谁轻，难以断定；只是相对而 言，堪称“文艺学派”的一边显得要多和强些而已。这显然是从北大“歌谣研究会”圈 子的情形来下的判断。如果换以广州中山大学为例的话，那里的歌谣研究却该说是以“ 民俗学派”——假定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为主的了。
4)保存 歌谣是“活”的，文字是“死”的。这是就民间“口头传唱”与文人“案头 书写”的根本区别而言。之所以用“死”的文字把“活”的歌谣记录下来，照常惠、朱 自清等人的观点，另外的一个目的便是要通过文字的记录使这些堪称民族财富的东西得 以保存；也就是让歌谣在文字中“死了其实倒是活着呢”。另一方面，在这种以“文” 存“歌”的努力中，还包含着担心文明进程有可能将属于初民“残留物”之歌谣很快消 亡的焦虑。
在这当中，常惠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观点，认为：“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 他的论述依据是以“文明之外”的存在为反证，让人们不信的话，去“调查野蛮民族” 就知道了：因为越是“野蛮民族”，歌谣就越发达；此外在文明社会中，个人的所谓成 长和学校教育也是歌谣延续的一大障碍，以至读了书的大人就不再像儿童那样享有民歌 。因此，如果现在还不赶快收集的话，要不了多久，恐怕连一首两首也收集不到了。
或许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索性在1924年1月30日歌谣研究会的常会上，提出了“尽先 收集，不忙研究”的主张。
5)出版 调查采集起来的民间歌谣，经过一定的整理之后，接下来的出路便是刊行面 世。根据胡适在北大《歌谣周刊》二卷一期“复刊词”的报告，仅在该刊此前的九十七 期里，就一共发表了各地歌谣二千二百二十六首。这些原本存在于民间社会的“活的” 歌唱，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收集起来，经过编辑之手一变成为供识字者们阅读参引 的文字材料。并且与其起初生动活泼的现场“真相”不同，这些刊发出来的民歌，实际 上是被夹杂在比其数量更多、“力量”更强的学术文字里，充当着任人剪裁、支使和评 说的配角。胡适的报告指出，除了上述“歌谣选登”以外，同一时期《歌谣周刊》的字 数共计一百多万。其中当然是以学者研究为主的了。
把民间歌谣组合在学者论述中发表刊行，正是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知识界对民众文化 的一种有效利用。而这样的利用当然与自《诗经》、《乐府》以来“采风辩俗”、“制 礼作乐”的文人传统相关。
6)利用 民国时期，歌谣之从征集、整理到研究、出版，其实是一直在被用以完成着 “新知识界”自身建设的几个主要任务，即：重建“新国风”、发展“新国学”和开创 “新文化”。
在这一时期里，歌谣研究者中有不少学者表示过把自己的行动与当年孔子编纂“国风 ”之举相并提的倾向，暗示着今日的歌谣收集具有最初《诗经》那样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胡适在前引那篇“复刊词”里就表示说收集歌谣的最大目的就在为中国文学扩大范围 ；然后举出《诗经》为例，强调当年“诗三百”结集的最伟大最永久影响，在于通过来 自民间的“国风”，为旧时的文学提供了范本；今天“我们”收广泛收集民歌，目的也 是要从“民间歌唱”中为“新文学”的创作寻找新的来源、提供新的范本(《歌谣周刊 ·复刊词》)。综观其他的类似论述，可以发现其中的几个一致要点：中国的文学，核 心和源头在诗；最早的诗以《诗经》为代表；在古代，“诗”与“歌”通，《诗经》源 自歌谣、来自民间；孔子编“诗”为《经》，开创了注重民歌的先例……
这些观点，有的在民国以前即已有过，有的则为民国的发明或发挥，体现出那个时代 知识界中的许多人既要反传统又要用传统、既要离“圣贤”又要即“圣贤”的双重态度 ，实际上就是试图做到拿民间依附古代，用传统加强自己，形成多重对立(或并立)之间 的知识互证。在这点上，黎锦熙的一篇论述堪称突出代表。该文认为，二千多年前的“ 中国政府”就曾经进行过全国采风的行动。后来经过孔子的整理，采集上来的各地民歌 形成了可供“国语文学读本”之用的经典《国风》。然而直到民国为止，中间不幸经过 了灰色的漫漫二千多年；“不但政府不再举行那调查歌谣的要政，就是那些文人学士们 听见了民间的歌谣之声，也只是打哈哈；有时还要骂人。”因此，民初开创的歌谣采集 事业，才又使中国进入了真正的“文艺复兴”。它的意义是双重的：对于古代，使人们 懂得《国风》就是歌谣；对于今天，则促使人们由此去开创现代的“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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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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