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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提出了“人的文学”，或者说“人性”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但随后的文学实践，却常常令人对“文学是人学”和“文学应当表现人性”之类响亮的口号所包含的意义感到困惑。从“伤痕文学”开始表现的“人性”逐渐向两极蜕变和分化：一极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走向了肉体的狂欢和物质欲望的无厌追逐，而另一极则在对传统的反叛和自我认同中走向了荒诞和孤独。启蒙主义的人性观念遇到了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学所要表现的“人”及其“性”是怎么回事。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研究当代社会或“高度现代性”社会的人格和生活方式特征时，提出了一个“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概念。（1） “自我认同”相对于传统的文化认同，是一个体现出现代性的概念。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时空分离和社会制度的“抽离化”（disembedding）：“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2）抽离的结果使得个人脱离了对具体个别的时空和文化传统的依赖，被抛入更抽象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通过重新认知、反思和选择而构建起了“自我认同”的精神结构。简单地说，自我认同就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作为主体的自觉，也可以用一个文学性更强的字眼来说明，就是“个性解放”。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还是80年代的新启蒙，所倡导的核心观念“人”和“人性”，都和“个性解放”的观念联系着，都是吉登斯所说的“自我认同”的产物。
个性自我的觉醒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特征，而作为自我认同的社会基础，时空分离和社会关系抽离化的发展趋势则是在20世纪后期达到了最高级的形态——全球化。在理性主义的启蒙时代，自我觉醒和世界大同（一种古典的“全球化”观念）被当做世界文明发展的理想。但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到来，这种乌托邦越来越显露出危机征候：地方性的时空关系和文化传统被斩断，社会关系被抽离到全球化的高度，个性的张扬也因此而失去了文化依托时，全球化就走向了文化同质化，个性解放也在变成欲望的放纵和人格的自闭。
人格和人性所面临的危机迫使当代文学需要重新认识人性的文化含义。实际上对现代性社会的怀疑和批判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西方文明发展到现代的标志就是从19世纪后期兴起的大都会。大都会的繁荣是西方文明的最后阶段，是文明进入冬季走向没落的标志。从这部书问世到今天已经一个世纪过去了，大都会并没有消失，现代文明也没有毁灭。斯宾格勒的预言似乎并不灵验，然而他的价值在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性审视。在他之后，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对特大城市所标志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批判性研究。他们对都市的批判态度体现了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人格中的怀疑精神，这是个人从具体时空环境中抽离和反思的自我认同精神状态。但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针对的不是传统，而是 “高度现代性”的都市文化，从而暴露了现代性人格的内在矛盾：从传统中抽离的自我认同变成了对抽离机制的怀疑。
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并非仅仅少数精英的态度。从20世纪中期，即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产生以来，人们对现代都市社会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矛盾：既希望享受大都会的时尚消费生活，又怀疑这种生活方式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现代人早已从祖籍、宗族、习俗和信仰的时空中远远抽离了出去，但没有找到自我。制度性反思和自主选择使个人脱离了传统，却又把他纳入了大众传媒、符号标记、专家系统和消费时尚的旋涡。美国学者大卫·里斯曼把美国当代大都市消费社会产生的新的性格类型称为“他人引导型”性格，（3）就是说当代人脱离传统的自主性实际上变成了在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随波逐流。崇尚个性的结果却导致了同质化，这个悖论彰显出自我认同的危机。这是 “高度现代性”社会的人们的人格矛盾和焦虑。当代人不得不放弃关于人性的“自我认同”想象，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的身份归属。
二
2006年广东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有两位获奖者值得注意：一位是年度诗人雷平阳，另一位是年度作家韩少功。这两位获奖者的共同之点是都认自己为农民。韩少功在湖南某处山中买了一处田地和农舍，而且当真就在那里种起了地。当然，他是领着官俸和版税、开着汽车去长沙购物的，不同于真正靠种地或打工谋生的农民，因此自称是“业余农民”。而雷平阳则相反，他并没有隐居乡下，但却认为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他的父母亲人都仍然生活在农村，他觉得自己的根仍然在农村的土地里，自己会在天气变化时本能地担忧地里的庄稼和家里的生活。
这两位“农民”的入选年度大奖应该算做一个象征，表明当今文学界的一种兴趣指向。这种指向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他们是“农民”。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好像从来就不缺少农村和农民的乡土文学——赵树理、孙犁、柳青、浩然、贾平凹、莫言……直到90年代描写走出农村的农民工生活的“打工文学”，都是标准的乡土文学。与他们相比，韩少功和雷平阳其实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乡土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不是以描写农村生活为特色的乡土文学。那么他们算什么呢？
有人在网上讽刺韩少功，说他是“既享朝端之富贵，又存林下之风流”的“伪隐士”。（4）说他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讽刺城市和城里人。说韩少功是“伪隐士”可能是不公平的。他从80年代就在呼喊“寻根”，那时的他当然还远远不具备当隐士的条件。当时的他和一批主张“寻根”的作家、艺术家们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感到失去了“根”？起初是正统意识形态的压抑和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念造成的困惑，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就可以看出这一代人的焦虑。然后或多或少地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使这些“寻根”者们从自己对蛮荒的想象和潜意识的表现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根”。从那时到今天，“寻根”运动发展了20年，所寻找的对象一直在游移变化。对于韩少功、雷平阳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所寻求的“根”逐渐从自我想象和幻觉中转移到了真实的世界，就是与自己的文化传承相联系的乡土世界。他们不能算是隐士，而是以乡土文化为根据地的城市和现代性的抵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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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8-01-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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