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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通过这个更加使从事民俗学的人也认同我们这个民俗学也是人类学这一块，包括刘铁梁都特别赞同这一块。
陈：对对对。但刘铁梁他本身也有社会学倾向，村落调查这一块他做得非常好，所以确确实实跟人类学也走得比较近。
徐：所以你在北京访学那一年我很有幸认得你，然后带我去见了钟敬文老先生，他还说我编的金华风俗志他看过了。
陈：对对，是那一次，我还给你拍过照吧。钟先生还是比较亲切的，我记得我引荐学者给他的时候，他都非常乐意接受，而且对我在浙江的工作评价也非常高，还经常鼓励我。有一次98年民俗学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大会结束之后我去看他，钟先生屋里开了非常暖的暖气，我去了之后，他非得要我在那呆的时间多一点，他讲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吃不消了，我说“钟先生我要走了，太热了。”钟先生说“把衣服脱了”，一个小时后我还是太热，要走。南方人穿线裤。钟先生说，那“线裤也脱了”。我是裤也脱了衣服也脱了，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了，我跟钟先生说我还是要走。钟先生很舍不得，他说，你也不常来北京，多听听你说，了解情况多好。01年的时候我跟张先亮教授去看钟先生，还带了两条学院定制的领带给他，一个星期之后中日韩的民间叙事学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我也去参加，我直接从飞机场到了会场，我是迟到了。那个会议是钟先生主持的，我进了会场时刚刚开始，钟先生见我进去了坐在前面，他就给我们学院做广告，他系着我们给的领带，“华文啊很好，前几天他跟院长来看我，送给我领带，你看就是这个领带漂亮吧，这个是浙江师范大学的领带，有字的。”给我做广告，非常有意思。我想北师大访学，确确实实从我的民俗学研究来说对我还是影响非常大的，同时也建立了学术上的关系，毕竟我们是地方上的学者，地方上的学者在某个层面上也许你可能非常优秀，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你即使再优秀，你学术影响常常会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心跟边缘的问题。在文化学里边我们特别懂得边缘和中心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学里边的边缘是正宗，中心是非正宗的文化，边缘才是真正正宗的文化。当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
徐：当然。那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从边缘走向中心。
陈：那不能说什么中心，我只是边缘很紧密的跟中心结合在一起。
徐：那你这几年做得非常的优秀。我就觉得你从北师大96年访学回来这十年，做得挺好，我想你介绍你丧葬史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
陈：我发现北师大确实是福地还是什么，我在整个我自己大学读书或者是学术研究当中，一个跟华东师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就跟北京师范大学，就跟两所应该说全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北师大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学术的路相对来说就比较顺了。96年回来以后马上晋升了副教授，之后我接着自己非常用功的做学问，写一些东西，四年之后，按浙江省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副教授四年以后才可以晋升正高，四年之后 我就破格晋升正高了。其中你刚才提到丧葬史的这个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学术上的成果，在北师大基本做完，然后回来，修改了之后，99年这本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但前面它还给我出了一本文身的书，这本文身的书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我完全按照学术著作来写，注释都交给他，出版社出书时由于体例上的需要把注释全都去掉了，所以看上去不象学术书，看上去也通俗易懂，还做了一些修改，书名叫《文身：祼体的雕刻》。这书名非常的有意思，后来有朋友跟我说你这书一看是地摊的书，再一看好象是挺有意思的书，再里面仔细的一读，原来是有体系有自己观点的一本学术的书。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说有人盗印了这本书。现在还有几个出版社，包括文艺出版社要给我重出，还有几个出版社的要求我给他们出，说我这本书挺有意思的，他们就是要求我配图配多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出版社邀请我说要么通过我这本书再组织几本书，我自己是实在没精力了。
最近做丧葬的文化研究，其中也包括跟徐教授做的这个汉民族的《雪球》研究，整本书的反应都不错，有些章节反应尤其好。我们写的东西还是到位的，原创性的东西，整个思想体系我们是原创性的，完了之后，里面有些东西包括族群等等这种研究可以说我们是原创性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当中还跟徐教授做了另外一些东西，包括汉民族风俗史。这个事一波三折，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最后见面也是汉民族风俗史的这个机缘。到了2000年之后我就更多的从事丧葬、丧俗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一直认为人生礼仪当中的文化是我们人类学、民俗学最应该关注的，因为它跟人的这种关系特别紧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通过人生礼仪的研究可以知道一国一地一个民族，包括一个县域或者村落的人的一些特别的文化内容，也包括理解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丧葬这一块我觉得生老病死，一个是自然的过程，另一个是在某种层面上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这种看法的一种文化，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豁达，通过什么来完成，我觉得就是通过丧葬文化来完成。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做那个寿坟，我觉得是了解我们汉民族对生命进程当中豁达的一种，他们不仅是对生命非常敬畏，而且在某种层面上也非常豁达。我们汉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文化地理解生老病死，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在某种层面信仰的支配下就预留了自己另一世界的生存空间。有一次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说了，人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物，但是不同的层面上的人常常有着不同的追求的。我当时为造那个大坟辩护，我曾经说你一个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出一本书，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用这个来显示我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一个学者可以用这个来证明，但是一个农民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他不可能去写文章，不可能流芳百世，他就造一幢房子，所以说现在房子越造越大，越造越好。他们有钱只造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是干什么的，最后是留给儿子的，为他博得生前的一个令誉。别人会说，哇，他厉害造了那么一幢大房子。同时他还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坟墓，这个是给谁的？这个是留给自己的，所以活着我要看见孩子可以住大房子，我的最终归宿也要有一个“好房子”。所以我说不要去指责别人去造非常漂亮的坟墓，如果它在某种层面上是符合政策的，地不是随便占有，钱也不是随便花的。人是一种在某种层面上有精神寄托的动物，如果说失去了这一切，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他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或者没有某种秩序可以遵守，那么最后他就可能破坏世界，那就不是文化的动物。建大坟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徐：你可以写成著作来表达你的精神寄托，他可以用盖阴宅来表达。这是不同层次，不同需要。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就表现在这里。
陈：对呀，所以我说应该允许所有的人拥有自己选择文化方式的权力，国家也一样。你不要强求一致，尤其是你政府不要强求，象殡丧改革，有些地方就出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有些报纸上也登了，我是调查的时候就听到很多这种故事，几几年几月几号开始改为火葬，所以有些老头子老太太没办法，说我要土葬的，他就提前自杀。我在象山调查的时候就听到两个事例，一个老头，他说是几几年几月几号火葬的，他就在这之前自杀，结果他搞不清楚几几年几月几号这个时间是白天还是怎么的，原来说是零点，结果他吃了农药零晨四点钟死了，政府说你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必须火葬，结果拉去火化了。一个老太太是象山人，最后跟的丈夫到上海去的，后来丈夫先去世。她老太太的老家还是象山，她就回来住在这，为什么？她说上海已经火化了，象山还没有，结果她在这住了十来年，也改为火化了，老太太一想几月几日就火化这不行啊，于是就自杀。她儿女都在全国各地的，于是穿好衣服吃了农药，吃完农药后给子女打电话，说我已经吃了农药你们回来把我葬了。结果子女非常紧张的赶回来，老太太没死，穿着衣服躺在床上，为什么？农药是假的。我们调查的时候这在温州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事例，这就是政府强求一致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人类学、民俗学的这种研究，一方面是帮助我们理解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吸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能更人性化，就不会出现这种喜剧式的悲剧。而现在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存在，这就是文化的单一性所带来的恶果。我们原来的文化具有多样性，我们现在的文化希望也保存多样性，我想这不仅是人类学、民俗学的追求了，学者都有这种观念，但是我们政府有时确实没有这种意识。所以我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可能如果说学问是有用的话，那就是在某种层面上更好的理解文化，如果说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那这个研究就是成功的。从我个人来看人类学比民俗学做得更好，就某种层面上来说，社会学目前在学以致用方面比其它学科还做得好一些。所以我想民俗学在学术界的认可相对来说比较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参与度还比较缺乏。
徐：你讲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这次来武义是参加非物质文化的咨询问题的，我就想武义不仅是讲武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地方之所以没有把一些民俗文化或者是民间文化，我们叫它草根文化那些东西当作一回事，它的的确确把他当作是草根可以任意去踩他，认为好象不值钱。实际上21世纪以后，今天我跟农办的副主任还讨论这个问题，他是个农办副主任，你要注意他的身分，但是他今天跟我强调的，他对我的这个新乡土中国里提出来的打造文化核心竞争力，他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觉得他始终是在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那洽洽就说我们武义他举了个例子说，我们武义再搞洼地效应可能就没别人洼地洼得深，他说现在松阳，你永康的企业来我不要钱，土地给你，只要你交利税多少一年，我们武义现在不可能讲土地不要钱，因为我们现在土地资源也已经比较紧缺了。那他说我们现在只有要做文化的东西才是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别人拿不走的。所以他特别强调我在里面提出的有关打造武义文化核心竞争力，就是把武义文化的一些独特的东西做成文化产业。
陈：我们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人是文化的动物，学术界都非常清楚。但是文化它都存在着差异，各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所以各个地方的人都存在着差异，如果你千篇一律，包括经济发展也好，那我想就肯定没有生命力了，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气候条件也不一样，生存、生态环境也不一样，你要同样的模式肯定就不行。所以我想你们做这个课题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这么一个特点，武义今后想在金华地区、浙江省乃至世界有一席之地的话，武义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
徐：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干部就把我的推龙舟改了一个字，推字改成赛，他说你这个错了，是赛龙舟，我说真对不起，如果是赛龙舟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提了，因为全中国都有赛龙舟，唯有推龙舟在武义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从街上推过去的，从城隍庙一直推到东门脚，我们说如果这个活动能把它恢复回来，它就是武义独一无二的。它就能打造成文化的一个品牌，或者是文化的产业，成为武义的一个旅游热点也好，民俗热点也好，它很可能就形成一个带有产业性质的，到时如果真的恢复过来，那每一年的端午节在武义举行推龙舟这个祭祀活动，人山人海的来，把其它的一些民俗活动配起来，办台灯，这里还有叶龙、板凳龙、有布龙，这里什么龙都有，还有很多其它相关的民俗，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玩的，跑旱船、抬花轿，象这一类的东西你再把它组织编排得好，这个又搞得很原始民间味道比较浓，那这个所产生的文化的效应、经济的效应都会出来了。再有一个，他们都忘记掉了明年熟溪桥是800年的日子，如果以此为契机举行庆典大会，那你武义的知名度也会进一步的提高。
陈：浙江省来看，全国来看，这种有记载的廊桥历史没有这个悠久，这几乎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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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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