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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对，很难有什么沟通。
王：到了汉代的时候，沿着青藏高原东缘的各部落人群，就都被华夏称作“羌”了。这个其实是个华夏的边缘；华夏扩张及此，已达到他的生态边缘。然后在《华夏边缘》中，我还讨论华夏边缘变迁中一些比较细致的过程；就是从一些“太伯奔吴”的故事，探讨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由历史记忆来造成认同变迁。
徐：我觉得从你的研究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下去，一个是你对文献的解读和对现实田野的结合。在这个结合当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王：我想，就是我用“文本分析”的办法。我采取一种“在文献中作田野”的方式，也就是本文分析。我认为，“文本”（text）是在一种“情境”（context）下产生的；而很多的文本在社会中流动，又使得社会情境浮现或被更强化。我用这种方式去解读文献，也就是尝试读出它背后的一些现象。“文本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挖掘隐藏于文字后的“景”。就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问你“你在说什么？”这个就有点像是文献分析，就是在问这个文献到底在说什么？但如果我问你，“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刚才讲的话每个字我都听懂了，但我觉得后面还隐藏了些什么东西。这便是“文本分析”；文本分析就是需要挖掘这些隐藏的东西。
Gulliver 的结构性健忘，在人类学里并没有很好的发展。我在拿了博士学位后，读了一些有关社会记忆的书，如心理学家 Bartlett 的 Remembering 那类的书。那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20世纪30 年代就出版了。另外是社会学家 Maurice Halbwachs 的书，他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学生。他关于 socail memory 社会记忆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在人类学中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主题，在他们那里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我就开始读一些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学的一些专著，然后用这些来看文本。等于说，我把文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记忆。分析文本是怎么“取材”，一段文本所用的一些符号，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它如何被“制造”？如何被操弄，也就是它所构成的社会记忆如何被“使用”。如前两天的演讲中，我提到“兄弟祖先故事”。这个文本起始总是说，“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里来……”为什么它不说“一个父亲带着几个儿子到这里来”？“兄弟”符号意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要用兄弟符号？然后再看整个文本叙事，如何被安排在一结构性的“情节”之中。将它当作一个社会记忆来分析，设法去了解文本内部所隐藏的 context。
徐：所以这个可能是文献分析最要害的地方，操作上的关键问题。
王：其实文献分析有一个缺陷。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其中有一些是很精彩的。像一些老一辈历史学家里面，有些人对文献的分析是非常深刻，非常精彩。但是大部分呢，我们在解读文献的时候使用的是“模拟法”。所谓“二重证据”便产生自“模拟法”；我认为，在研究上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你原来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结构在心里，然后你找另外一个证据来证明它。譬如说，从中国历史文献里面已经知道中国上古历史是如何如何，然后，我们再从考古发掘里去找相似的东西来证明这些知识。结果呢，其实是“结论”被我们找到的。就是，你找到你希望找到的东西，而常忽略跟你的知识结构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徐：或者是相冲突的东西。这个就很容易造成偏差。
王：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表征化的世界里，我们有一种文化偏见，在这种文化偏见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把它放到很合理的逻辑里面，这样去思考问题；像这样去看问题，让我们觉得很 comfortable，觉得很心安，我们不愿意去扰动我们心中一些固有的看法。这个就是在传统的文献分析里，我刚才讲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文本分析最重要的是，它不完全是要我们看文本里面“反映的”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让我们注意它所“映照的”我们内心中的东西，让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我自己的偏见在哪里？
我记得有一句话，好像在好几个人类学家的著作里都说过，最能够反映这种想法，“让陌生的变为熟悉，而熟悉的变为陌生”。“让陌生的变为熟悉”，就是过去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得以了解他；然后，我们自己原来很熟悉的知识，因为我们开始对它有了一个新的了解，所以反而变得很奇怪，好像会变得很陌生。我们怀疑自己的理性，开始怀疑自己一向不怀疑的东西，这就是“熟悉的变为陌生”。
徐：这样的一种怀疑很可能就造成一种新的启发。
王：对。这就是人类学家一直想突破的；人类学家一直在想，我怎么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了解一个异文化。其实人类学家在这个地方是很谦虚的，即使他们很相信有一个人类学的思考逻辑，一直很努力地去发掘这个认识理论，但他们还是承认他们所认识的事实只是部分事实。这也是人类学家常常讲的话。
徐：我们现在传统的历史学，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考据，这种方法和你现在做的研究方法相比，你的是很新的。实际上你有目的告诉大家，在做文献分析的时候，不仅仅是要考据，我们不完全否定考据，但是更重要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考虑，更关注文献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在它背后的情境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研究的方法。
王：我并非将自己限定于人类学，当然我从台湾人类学家的朋友、西方一些人类学大师的著作中都学到很多东西。但对我来讲，我最注意的是我所研究的一些现象；凡是能让我了解这现象的，或者了解我自己的，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东西，像社会学、心理学、诠释学等等，这些著作对我来讲都有很多帮助。
徐：但是有一部分的学者，他们做文献，用考据、用新的方式，比如你所说的文本解读的方式来解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做田野、对现实的研究可能会忽视，或者不是做得那么多。您恰恰两个都做了。您这种结合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结合，很想听听您的体验。
王： 1994 年我第一次到羌族地区去，建立一些人际关系。正式的田野是从 1995 年开始。我在哈佛受过各方面的训练，以人类学来讲，我修过一些正统的人类学课程，像亲属体系、经济人类学等等。但我不会永远跟随哪个学派或某种理论。就像我刚才讲的，任何可以让我了解现象的，我都乐意去学习。我觉得羌族的田野对我帮助很大，比任何书本，任何理论对我的帮助都要大。我觉得田野就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本书。但是为什么我选择羌族作田野呢？我是觉得越是在某种距离之外，或者在某一种边缘，像羌族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最能够反映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让我从这里面了解自己。特别是羌族非常驳杂的社会文化特性，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刚开始，选择田野的策略也很重要。我受了历史学里“历史有多元的声音”这样的概念影响，所以我不接受什么叫做“典范的文化”，什么叫做“典范的社会”。当我们进入田野，都会有人告诉你，你应该到那里去，那边是羌族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但我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我就是到处跑。我采取的是多种田野的方式。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名词，我只是感觉到我不能只听一种声音，我要听多种的声音。所以比较汉化的、汉化程度浅的、深度藏化的，还有男人、女人，城里的和乡下的，各种背景的人我都访问，于是就这样不停地在许多田野点之间流动。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知道在西方人类学里，也有人采取这样多种田野、关键问题的考查方式。不像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在一个地方一住两年，所有事情巨细靡遗的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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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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