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经济学的情况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在其自由的形式下，人们抱怨它玩弄抽象的概念。但是，在社会科学里，如同其它地方那样，抽象可以按两种方式予以理解。通常，它作为对具体事实进行武断划分的借口。经济学在过去曾是这个错误的牺牲品。反过来，当代数学（所谓“ 定性数学”）应用于经济理论的近期企图，已经获得出色的成果：理论越是成为数学的，因而——表面上——是抽象的，它就越是在其始阶段强制要求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具体的对象，如同其形式主义的题材和内容那样。没有任何一种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形式比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1944年在《游戏理论与经济性能》中介绍的按高度数学方式进行处理的方法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认为，这个理论适用于划分为不同竞争团体的社会，并在这些团体之间产生对抗或联盟。与人们可能相信的情况相反，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丝毫不会伴生一种不近人情的结果。它符合这一事实，即在每个学科的内部，理论趋向于成为越来越笼统抽象的概念。使用数学表达式，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揭示了一种共同语言。 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共同语言是可能的，因为它所适用的对象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心理学与社会学方面，也出现了同“人文主义”接近的情况。因此，在研究无知觉生命的机制时，精神分析学家们使用一种一系列象征符号体系，如果各种社会老套子和语言也是基于精神的无知觉活动的话，这种体系最终则是社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使用的同一体系。 

        社会科学的这种汇合值得人们在那里留意一下。首先，我们的各门科学是各自孤立的，以便深入发展，但是，达到某一深度时，它们最终会成功地汇合在一起。于是，在某一客观点上，人类精神统一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性的普遍存在——的古老的哲学假设将逐渐得到验证。在人们论及的某一角度：个体或集体，在其控制最少的，或者通过传统机构提交的表面表现中，人们发现，人的精神时时处处遵守相同的规律。  

        人种学和历史使我们面临同一类型的变迁。人们长期相信，历史只是在极力准确地恢复过去的原貌。实际上，如同人种学那样，历史也在研究不同于我们所生活的其它社会。它们这两门学科都在致力于扩展一种具有普遍经验规模的特殊经验，或者更广义地说，因此成为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时刻的人们可以享用的经验。 

        如同历史那样，人种学因此列入人文主义传统。但是它的作用是首次制定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民主的人文主义。在建立在对希腊与罗马社会（因为人们当时不知道其他社会）的简单对比基础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的人文主义，以及十九世纪的异国情调的人文主义——它在以前的文明中增加了东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但仅仅通过书面文献和图示文献）之后，人种学出现了第三个浪潮——无疑是最后一个浪潮——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有限世界的最具特色的一个浪潮，到了二十世纪，它就成为我们的地球。人种学需要研究全部人类社会，以便对人类做出整体认知；最好的是，这些“残余”社会的特殊特性导致它创立新的认知模式，从它们当中人们将逐渐发现，它们可以有益地应用于对各种文明的研究，其中包括我们的文明。它将同时从表面和深入地起作用。  

        由于缺乏书面文献和图示文献，这些认知模式较之其他社会科学的模式而言，既是更加表面的，也是更加内心的（人们也可以说：更加粗俗和更加精细）：一方面，从外部进行研究（人体形态学研究，史前研究，工艺学研究），另一方面，从内部进行研究（对分享生存的群体进行人种学确认）。人种学始终介于社会科学以内和以外，它既无法脱离自然科学，也不能脱离人文科学。它的独特性在于综合了这两方面学科的方法，为对人类的概括认识服务，也就是说，为人类学提供服务。 

        冒着令本报告文不对题的风险，我们特此声明，并非自称是社会科学，而且自行与其余学科隔离开来，我们的学科就能使文明富有人情味；而只要简单地寻求让其变得更加科学就可以了。技术文明并非一种单独的文明，它要求专门技术的发明以便获得改善：使社会生活富有人情味并非某一个行业的任务。它取决于所有的人和一切科学门类。 

        使技术文明富有人情味，首先必须从人类总的历史前景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分析和了解它的到来和运行的动力。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熟知和精通。我们科学的贡献将发生变化，并非按照容易一时随心所欲的、可疑的方法，而是根据人类将要面临的新的前景，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固有的特性及其历史，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判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