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在写于1956年8月8日的那份档案文件中宣称：
与人们可能相信的情况相反，
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丝毫不会伴生一种不近人情的结果。
技术文明并非一种单独的文明。
富有人情味的文明取决于所有的人和一切科学门类。


 

        这里所提及的问题，丝毫不意味着人们必须承认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特有的范畴，也不是通过专有的特性来界定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是否值得占有一个不同的地位？它们是否具有真正的独特之处，或者——如同人们开玩笑地所说的那样——它们不再比其它科学更加社会化了，而且科学性要少多了？ 

        即使在美国，尽管半个世纪以来那里科学门类三分鼎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体制似乎很稳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门类。于是，行为科学综合了上述三个门类，因为它们直接涉及人类。然而，行为科学最地道的法语译文是“人类行为科学”，也就是说，人们又回到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实行的传统的两分概念：负责处理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和涉及人类及人类世界的人文科学。 

        这些方法论问题对于我们的讨论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如果必须将社会科学视为一门单独的科学，那么，它们对文明的富有人情味的贡献毫不明显；需要对此进行说明和论证。反之，如果社会科学无异于按人文科学名义所开展的传统研究，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那么，不言而喻的是，一切有关人类的思考当然是“人性化的”，因为它是“合乎人情的”。根据前一个或后一个分类法，它们对于进步的贡献显然也有所不同。按照第一个假设，这种贡献的设计将是工程师类型的：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确定困难，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制定解决方案：社会秩序被视为一种仅仅需要优化的客观数据。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重点在于人们的觉醒：判断一种秩序是好还是坏，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使它具有人情味，因为一种批评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什么是在社会科学名义下所开展的各类研究的共同特征？它们与社会、以及与改善对社会的认识都有关系；但是其理由各不相同。一会儿，涉及一些具有特殊特性的问题，以致人们选择将它们与其他问题隔离开来，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法律、政治学和经济学，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会儿，人们打算研究有关社会生活各种方式的共同现象，但要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和水平：这就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共同分担的愿望。最后，人们希望将在时间和空间上非常遥远的一些活动形式与人类的认知结合在一起，而这些研究属于历史与人种学。特殊性、深奥渊博、遥远：社会行为的这三种阻力形式，相应的学科都在极力以不同的方法同时克服它们。 

        这三种形式并不是以同一名义和方式建立的；我们与中世纪相隔数百年，与美拉尼西亚社会相隔数千公里，这是事实；然而，这是政治或经济体制与其他领域相当隔离，以便证实分离学科的一个惯例。人们已经可以正当地声称，这个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武断的划分，通过各种方式，将使其失掉人性而不近人情。  

        首先，人们可以扪心自问，所有社会现象是否具有同一程度的真实性，它们当中的某些现象（这里所列的现象本身）是否不属于一种错觉或幻象，一种集体幻觉。接下来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某些层次是否可以隔离，或者它们是否取决于另外一些层次，它们与这些层次保持着一些辨证关系。最后，科学始终要求与其对象的相关性；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是否参照某个假对象而界定的，它们是否变成了一种游戏，一种对信条和象征符号的无根据的操控？这样，我们将会陷入一种骗局和愚弄的境地，而这正好与富有人情味相反。 

        不过，骗局和愚弄也是一种人为的操作。无论人们所承认的司法或政治体制的真实性程度如何，也不论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客观作用如何，这些体制都是思想的产物。通过研究它们的结构与它们的运行机制，以及拟订它们的类型学，人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一些东西，即：人类思想在给予未曾有过的合理形式（即使是表面的）时是如何起作用的。条件是相应的科学必须是真正的科学（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全部客观性），它们所汇集的各项知识应该是富有人情味的，因为它们有利于人类了解社会的实际运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