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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俗共处与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特性
东岳神大规模进驻城市是从宋朝开始的，宋真宗大封泰山后，各地纷纷建立别庙，东岳的香火似乎与城市的发展同步，随着宋代城市的繁荣，东岳庙也普遍立足于城市，东岳神成为城市城隍之上的新的主管神。以南宋杭州为例，这里就有五处东岳行宫，分置于吴山与东西南北各方位，“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诸郡邑有行宫奉香火，杭州有行宫者五，如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火。惟汤镇、临平殿庑广阔，司案俱全。吴山庙居辇毂之下，人烟稠密，难以开拓，亦胜昙山梵宫内一小殿耳。都城士庶，自仲春下浣，答赛心愫，或专献信香者，或答重囚戴枷者，或诸行铺户以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或僧道诵经者，或就殿庑举法音而上寿者，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又有丐者于吴山行宫献彩画钱幡，张挂殿前，其社尤盛。”[3]
东岳行宫成为都城士庶“答赛心愫”的信仰空间，这一空间虽然临近日常生活空间，但毕竟有独立的范围，它与日常生活空间的交流也有具体的时间规定与特定的仪式。
从宋元明清有关文献看，一般来说，东岳圣诞所在的三月是特定的开庙期，圣俗空间开始全面互动。以北京东岳庙为例，城市民众“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二十日以后上香祈祷者填满道路，而高潮在三月二十八。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诞日，这一天自元代开始就成为北京城的盛大节日。节日的中心在东岳庙。东岳庙内外聚满了香客、商贩、小戏艺人、盲人、乞丐、官员等，“行香盛众，车马填街，最为盛都。”[4]明清时期在帝王为首的宫廷势力与广大信众的共同作用下，北京东岳庙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充完善，庙内神灵增加到了3千多尊。东岳庙供奉的神灵有除东岳大帝、碧霞元君、地府判官七十二司等东岳仙班外，并收纳了玉皇大帝、关圣帝君、文昌帝君、三官大帝、斗姆元君、药王等普世的尊神，同时供奉行业祖师鲁班、马王爷、喜神等。东岳庙成为城市的“万神殿”，人世中所遭遇的几乎所有生活难题，都可以通过信仰的途径得以解决。东岳庙甚至也是人们为自己身后早作安排的出处，旧时北京有句老话：“活着不去东岳庙，死了没着落”。
正因为东岳庙在城市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东岳庙会成为近世北京重要人文景观。从东岳庙内部的空间结构、神灵的种类与效用，以及特定庙会时间与城市居民拜庙进香方式，我们可对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特性，作一个初步的归纳：
第一、城市信仰空间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借用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表述，公共空间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之后，为调整维护社会联系及公众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理论，公共空间建立的基础是超越私人利益的公共活动。[5]城市信仰空间是指中国传统城市中以寺庙为中心的文化空间，它的公共性在于超越城市居民的私人眼界，将不同街区与不同行业、不同层位的个体统一在寺庙之中，在统一信仰的支配下，人们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中集体表述了自己的诉求。
从传统意义上说，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最大的不同是其居民构成的异质性，人们之间很少有乡邻那样的亲密联系，家族性的组织与家族生活中心的祠堂更是少见，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如乡村家族社会那样的中心性的习惯组织，生活缺乏中心感。他们在生计上依靠行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依靠社区组织，在精神上依靠信仰组织，这些组织给城市居民提供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而且社区组织与行业组织往往利用神灵信仰凝聚居民，以定期的信仰仪式活动将生活组织演变为信仰组织，在城市庙会中我们经常见到这一现象。东岳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从宋代杭州东岳庙会中就看到这一情形，当时人们以行业铺户或者会社的形式参与东岳庙会。“诸行铺户以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6]有“东岳生辰都城社陌甚多，一庙难著诸社酌献，或在城吴山行宫烧香，或在城南坛山烧香，或在城北临平行宫烧香，或在城东汤镇行宫烧香，或就城西法华山行宫烧香，诣庙皆如此。社陌朝拜，钱幡社至日开正阳门，献钱幡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长，献物在外。”[7]
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朝中期，它是在皇家直接支持下，由玄教大师张宗演创建。东岳庙位于北京城东齐化门（今朝阳门外），邻近通惠河，为漕运必经之地。东岳庙建成后，就成为香火兴旺的圣地。
明清北京东岳香会十分发达，“凡一切诸司善众，各有发心，会名不等”。[8]
有宫廷后妃、太监发起成立的香会，如岳庙圣会，明万历十三年中贵赵君銮发起成立，当时有会众300余人，岳庙圣会因为有宫廷太监、后妃的支持，每年在三月给东岳庙神更新袍服，在明后期影响很大，东岳庙有多通关于此会的石碑。[9]
有按街巷组织的香会，这类香会由本街区有一定威望与经济实力的人士发起，大家共同出资，结缘建会。“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寸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10]如四季进贡白纸圣会，它由京都明时等巷老善首锦衣牛永福在明万历年间发起，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庙，“进贡冠袍大马并四季白楮”，以备岳府冥司应用。[11]会众绝大多数为女性。还有一个四季白纸圣会也成立于万历年间，每年四季进贡白纸与勾魂司前。会首是卞孟春等，会众为崇文门外东南坊居民，全为女性。[12]庙会祭祀活动给女性以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明后期女性在东岳庙特别活跃，她们除了参与一般庙会活动外，还自组香会，充任会首。清代依然如此，如四季年例进贡圣会亦为纯女性的香会组织。北京女性参与庙会公共活动的频度与广度在中国历史社会中是较为突出的，这大约与北京的多元混合的民族成分相关。妇女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地位较高，她们较少受到封建伦理的人身束缚，天性较自由开放。在元蒙与满清定都北京后，少数民族妇女的开放天性影响到北京城的社会生活，北京女性比较一般城市女性不同，善于抛头露面，应酬社交，“了不畏人”，女性自然也是当时节会中的风景与主角；同时东岳大帝主掌生死，妇女进香祈求生育与福祉，也符合民众信仰的逻辑，香会中有众多女性出现也就毫不足怪。此外还有朝阳门内外的掸尘老会、东华门内小南城香会、灯市口的甲子上香圣会、西安门外子午胜会等等，围绕着东岳信仰形成的社区香会在北京香会中占有较大比重。
当然按行业组织的香会也不少，如庆司会，成立于明朝后期，是东四牌楼猪市行的行业香会。康熙四十八年碑记中已经成为“庆司老会”，说明该会在此时已历百年，因为按北京民间传统说，法超过百年的香会才能称“老会”。乾隆三十三年碑刻中记：“庆司者，以庙有七十二司，司有神诞日，设庆贺之义焉。凡与会之人，月为积贮香楮之资，资有余则时黝垩丹漆其堂殿，无使残敝。”[13]散司会，是东四牌楼的绸缎行商人及附近的旗人汉民组成，“值神诞日则敛钱致祭，相沿数载不懈。”[14]鲁班圣会，由东直门内南北小街的木匠、石匠、瓦匠等组成，鲁祖圣会，朝阳门外棚行众人公立。东岳庙西廊鲁班殿是其活动中心，“逢朔逢望，我辈推诚叩拜”。[15]其他还有马王会与羊行老会等。
寺庙作为城市信仰空间的重要载体，它给城市居民提供了公共表达的场所，城市庙会给人们提供了宗教情感与世俗愿望的表达机会。“岁时朔望，宰官士庶，信女中官，具香楮者，具牲牡者，结社而鸣金鼓者，匍匐竭蹶，步步长跽，以拜代趋者，奔走恐后。”[16]而一年一度的东岳神巡城活动，也是东岳信仰公共性的表现，“岁之三月朔至二十八日设庙，为帝庆诞辰。都人陈鼓乐旌旗，结彩亭乘舆，导驾出游，观者塞路。进香赛愿者络绎不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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