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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诗研究
史诗可以被定义为最初由讲述者、游吟诗人或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表现的长篇英雄诗。在这样的口头“文本”中，我们可以识别与文本相关的要素与特征，还有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特征。今天的民俗学对口头文学的文本采集过程有更加严格的科学标准。以史诗文本采录为例，大致分为口述文本、口述记录本、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以传统为依据的文本。这些文本都具有某一传统的基本属性，但是，他们各自所反具有的科学程度是不同的。朝戈金指出，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保持了蒙古史诗传统，成为今天令世人惊叹的文化遗产。蒙古史诗的典型样式是诗歌体的，有繁复的韵式和复杂的步格。这就决定了要掌握它，一定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凡是在早年稍稍接触过史诗，并对史诗演唱有点兴趣的人，大体只会用散文体的形式复述故事梗概，而不会用诗体演唱。只有那些有名气的江格奇，才是能够用韵文体演唱的人。蒙古史诗淡出民俗生活的事实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18朝戈金《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涉及了蒙古、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也在论述之列。这样大范围的比较研究是以五个层面来展开的：程式(formula)、主题(theme, typical scene)、歌(song)、语域(register)，这些叙事单元，它们在不同传统之中的具体形态是不同的，具体到每个传统，程式的界定是不同的。19《玛纳斯》史诗的结构和内容，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程式化结构是《玛纳斯》史诗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程式化语词则是史诗中能够被歌手自如调配和运用的主要因素。《玛纳斯》史诗的表演是一个综合性的展示过程，具有复杂的艺术表演形式。对于口传史诗《玛纳斯》来说，印刷文本只是传统的、活形态表演形式的一种不完整的替代品。20《锡林嘎拉珠巴特尔》是一部流传我国和蒙古国的中小型史诗。20世纪以来学者搜集的异文多达17种。陈岗龙运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史诗的母题和程式化语言；同时，作者探讨了与史诗相互关联的文类如蟒古思故事和蒙古本子故事。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层面上论述了母题的演化阶段。21程式和主题这些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口传史诗的变异性和稳定性。关于史诗叙事单元的理解，可以由局内观察和局外观察这两个角度来思考。母题、程式、诗章、故事线等，这些属于学者从局外人的观点，用于解决文本分析。斯钦巴图运用口头程式文本分析方法，揭示出蒙古史诗程式特点是传统的。一些特定的程式不仅存在于某个史诗作品中，也存在于整个蒙古史诗中。一些关于马匹、英雄的特定程式非常稳定。程式与特定的场景或主题是相互联系的。关于典型场景的描绘段落是可以伸缩自由的。典型场景那仁汗宫殿的描写详略不同，说明歌手演唱基础、演唱时的客观条件、歌手现场表演的状态是有差异的。作者材料来源主要是史诗书面誊录文本。22托汗·依萨克《玛纳斯》史诗五个唱本比较研究，提供属于两个世纪的五个不同时代的文本，通过这几个文本的比较，作者指出玛纳斯在稳定之中有变化，歌手在传统中有创新。23
史诗的讲述与音乐是一种活的统一体，它在今天得到更为认真的研究。边多《浅谈<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指出，藏族民间艺人吸收民间音乐的营养创造了丰富的曲牌，各种不同的曲调有80余种。如《赛马称王》全书共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达36首之多；《霍尔岭大战》全书共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有46首。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手段或功能塑造了众多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内容增添了无比辉煌的光彩，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24
口头传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文化的规范往往是通过它来传递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运用到那些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口头文学的研究中去，这包括世界范围的史诗传统。19世纪随着人类学田野实验的兴起，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的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为史诗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蒙古史诗、南斯拉夫史诗都属于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传统，而古希腊和古英语史诗已经成为书面的文学经典。这里所包含的传统，它们相隔几千年，地域相隔甚远，但是，它们都属于史诗这一文类，都属于宏大的口头叙事传统。朝戈金的论文《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对各个具体史诗传统及其特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种比较研究可以具体到一些特定的史诗传统要素，如关于歌的观念，关于典型场景的观念，关于诗行、程式、语域的观念等，传统之间的对比可以让我们自觉地体验到活生生的口头创作的魅力。25产生于蒙古族和藏族民间的世界著名史诗《格萨（斯）尔》，不仅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并深受他们的喜爱，而且还流传到了蒙古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各民族当中，成为当地国家和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扎拉嘎《〈格斯尔〉与〈格萨尔〉：关于三个文本的比较研究》指出，蒙古族和藏族流传的《格斯（萨）》尔史诗文本，虽然具有共同的起源和故事题材，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从藏族《贵德分章本格萨尔》，蒙古北京版《格斯尔》和蒙古族《琶杰本格斯尔》，人们可以发现各民族史诗所寄托的独特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理想。26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的问题，学者们在不断调整视角。李连荣指出，首先，史诗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关于某个时候某个人创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从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确定史诗的年代也是不可靠的。史诗毕竟是艺术创造，而不是编年历史。以英雄人物来推测史诗的年代更加不可靠。关于史诗的源头的探索应该与探讨史诗发展的一般规律联系起来。我们关于史诗的一般性的理论还是十分缺乏的。27贾木查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江格尔的历史原型问题，他认为江格尔一名来自波斯语扎罕格尔，意义即世界征服者，由于语言环境影响，进入蒙古语后变成江格尔。在藏族史籍《佑宁寺简志》中记载：大地梵天江格尔汗的大臣格日勒图带领部属来到这里；在托忒蒙古文古籍中写到：蒙古精格尔汗推翻宋朝，统治了汉人大半地方。这说明江格尔这个主人公形象就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英雄豪杰的群体形象。28吴晓东从史料学的考证，认为西部苗族迁徙史诗反映的是苗族迁徙到彝族地区的时候与汉族的战争，而不是反映蚩尤与皇帝的战争，同时，作者也对史诗所描述的迁徙路线做了考证。南方史诗研究，应该从材料的科学考订开始，而不是借题发挥，做一些有名无实的理论上的探讨。因为从史诗的汉语翻译来看，即有许多谬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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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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