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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浅陋的我看来，“念“过的歌谣里，北京的和客家的，艺术上比较要精美些。北京歌谣的风格是爽快简练，念起来脆生生的；客家歌谣的风格是缠绵曲折，念起来嫋嫋有余情——这自然只是大体的区分。其他各处的，则未免松懈或平庸，无甚特色；就是吴歌，佳处也怕在声音而不在文字。
不过歌谣的研究，文艺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民俗学、语言学、教育等方面。我所以只从文艺方面说，只是性之所近的缘故，歌谣在文艺里诚然“不占最高的位置”，如梁先生所说；但并不因此失去研究的价值。在学术里，只要可以研究，喜欢研究的东西，我们不妨随便选择；若必计较高低，估量大小，那么未免是势利的见解。至少从研究方面论，学术总应是平等的；这是我的相信。所以歌谣无论如何，该有它独立的价值，只要不夸张地，恰如其分的看去便好。
这册《粤东之风》，是罗香林先生几年来搜集的结果，便是说过的客家歌谣了。近来搜集客家歌谣的很多，罗先生的比较是最后的，最完备的；只要看他《前经采集的成绩》一节，便可知道。他是歌谣流行最少的兴宁地方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成绩，真是难能可贵。他除排比歌谣之外，还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他将客家歌谣的各方面，一一论列；虽然其中有些处还待补充材料，但规模已具。就中论客家歌谣的背景，及与客家诗人的关系，最可注意；《前经采集的成绩》一节里罗列书目，也颇有用。就书中所录的歌谣看来，约有三种特色：一是比体极多，二是谐音的双关语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时“吴声歌曲”的风格，当时是很普遍的。现在吴歌里却少此种，反盛行于客家歌谣里，正是可以研究的事。“吴声歌曲”的“缠绵婉转”是我们所共赏；客家歌谣的妙处，也正在此。这种风格，在恋歌里尤多，——其实歌谣里，恋歌总是占大多数——也与“吴声歌曲”一样。这与北京歌谣之多用赋体，措语洒落，恰成一个很好的对比，各有各的胜境。
歌谣的研究，历史甚短。这种研究的范围，虽不算大，但要作总括的、贯通的研究，却也不是目前的事。现在只有先搜集材料，随时作局部的整理。搜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分地，一是分题；分题的如《看见她》。分地之中，京语、吴语、粤语的最为重要，因为这三种方言，各有其特异之处，而产生的文学也很多。（说本胡适之先生）所以罗先生的工作是极有分量的。这才是第一集，我盼望他继续做下去！
朱自清，北京清华园，
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晚[15]
考虑到材料的难找，故全文引在这里，以方面阅读和研究。很容易看出，朱自清此序，几乎是从纯粹文艺的立场或从一个诗人的立场评价歌谣，虽然显示了作者对歌谣征集及研究情况的稔熟，却也反映了作者对歌谣在文艺上的价值的轻估。应该说，作为诗人的朱自清，肯定是熟悉鲁迅在《门外文谈》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那些关于歌谣的评价用语，但他却宁愿选择了梁实秋的那段“征集歌谣”不过是“中国文学趋于浪漫的”的一个凭证的名言。由于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所以他在引证刘半农《瓦釜集》里的那段关于“野花的香”的话时，作了连刘半农本人大概也没有想到的解释。当然，他坦荡地声明，他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说这话的。至于周作人的歌谣“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的观点，有学者注意到了周作人关于歌谣的价值的评价是前后不一的。[16] 尽管朱自清也发表过《妙峰山圣母灵签的分析》[17]这样纯属民俗学的文章，但他毕竟是个文学研究的学者兼诗人，他从文艺的立场看歌谣，大体认为歌谣是原始的诗，较多地看到歌谣是“类型化”的东西，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中国歌谣》里讲到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歌谣时，又对民间的文学天才，对“缠绵婉转”的南方新民族的儿女文学，“激扬亢爽”的北方鲜卑民歌，……无不赞不绝口，表现出评价上的前后矛盾。当然，朱自清也充分肯定了民歌在学术上的价值，强调了在学术研究上任何对象都是平等的。
9年后的1937年4月，朱自清在离开北平南下之前，又在胡适主持的后期《歌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歌谣与诗》的短文，重提歌谣与新诗的旧话题。[18]他的这篇文章分《真诗》和《创作新诗的参考》两部分，对这两个命题都给予了否定性的答案。
他在《真诗》里写道：胡适之和周作人都相信意大利人卫太尔的话——“在中国民歌里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说歌谣里有‘真’诗，那就不止于是‘诗’而已；似乎‘诗’里‘真诗’已少，‘歌谣’里却有，比一般‘不真’的诗价值高得多。但什么是‘真’呢？……所谓‘真’似乎就是‘自然’，就是‘天然’；……‘真’还有一个意义，便是‘认真’的‘真’，歌谣的性质里却似乎没有。……歌谣在读者在听者，一向也只是玩意儿，即使歌咏悲情，也还是轻快的俳味；乐歌的音调也如此。在这种意味里，歌谣便不是真是。”
他在《创作新诗的参考》里写道：“在现代，歌谣的文艺的价值在作为一种诗，供人作文学史的研究；供人欣赏，也供人模仿——止于偶然模仿，当作玩意儿，却不能发展为新体，所以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又作为一种文体，供人利用来说教，那却兼具教育的价值。”歌谣不能发展为新诗，与创作新诗无关。——这就是他关于“歌谣与新诗”这个讨论久矣的问题的结论。
如果说9年前他还认为歌谣可资新诗创作的参考，而9年后，当他看到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的发展中插进来的外国诗的强大影响已使传统中断，他原来的那个理念，现在不得不宣告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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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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