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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南联大与《西南采风录》序
抗战期间，朱自清与闻一多一样，随校撤到了大西南的长沙。在长沙落脚未久，因帝机轰炸，战火逼近，学校再向昆明迁移。学生刘兆吉参加师生旅行团徒步而行，沿途搜集各地歌谣，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时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应邀为该书写了序言，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
古代有采风的传说。说是每年七八月间，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地去采集歌谣。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专管采集歌谣。目的是在“观风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这叫做采风，是一种要政。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行人”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又有人说，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带着乐器，去采访歌谣。这些都说得很认真，可惜都不是实际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来汉武帝时，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那完全是为了歌唱。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安排在美丽的古代。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白居易曾经热烈地希望恢复这个制度，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开始征集歌谣。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这就成了一种运动。目的却不是政治的，音乐的，而是文艺的学术的。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这其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二十年来，出了好些歌谣集，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记录。这些人采集歌谣，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但究竟是同乡，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阂的地方，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却是在外乡，这需要更多的努力。刘先生居然能采到二千多首，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集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里教师帮忙，让小朋友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若有小学教师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雅”；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绉绉的唱歌儿充数。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刘先生只得割爱，因为他要的是歌谣。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辨，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才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见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书中所录，偶有唱本。刘先生所经各地，有些没能采得歌谣，他便酌选唱本，弥补这个缺憾。但是唱本出于文人之手，不同歌谣的自然，似乎还是分开来好些。刘先生采集的歌谣，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
朱自清 二十八年（1939）四月 昆明[14]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期间，先后在蒙自和昆明两地任教，从蒙自回到昆明后，就一直担任中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又是刘兆吉等学生的诗社的顾问。1939年4月12—13日，他为刘兆吉辑录的《西南采风录》写了这篇序言。他说刘兆吉“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平时惜墨如今的朱自清，慷慨地给了刘兆吉如此之高的评价。当然，刘兆吉的工作，也的确是“物有所值”吧。前面笔者已有论述，这里不赘。说开来，这也不是刘兆吉一个人的成绩，而是西南联大造就了和促成了这部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歌谣集，从一个方面代表了西南联大在民间文学领域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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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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