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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俗文学派的姻缘
前面说过，朱自清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中，就提出要“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俗曲一般被视为俗文学。朱自清的歌谣观，虽然在分类上严格地限制在狭隘的歌谣界说之内，但在论到其发展时，就带有明显的“俗文学”的色彩。《中国歌谣》第二章《歌谣的起源与发展》中讲“歌谣所受的影响”，分为七种情形：一，诗的歌谣化。二，佛经的歌谣化，如20年代在敦煌发现的唐五代俚曲《太子五更转》等，如净土宗的歌谣《金炉香》、《线蛋儿经》等。三，童蒙书的歌谣化，如陕西汉中里的用三弦合唱的《论语》等。四，曲的歌谣化，如杂曲、小曲。五，历史的歌谣化，如《岳传山歌》，姜太公故事、吕蒙正故事等。六，传说的歌谣化。七，戏剧的歌谣化，如对唱山歌《看相》、申曲等。这七种情况中，有些显然越出了一般认为的歌谣，而是公认的俗文学作品。
30年代，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上发表了《敦煌的俗文学》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俗文学”这个名称。1938年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把俗文学归到民间文学之内或俗文学即民间文学的观点，在全国文学研究者中间逐渐催生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民间文学理论界遂把用俗文学的观点和立场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看作是一个流派，称其为俗文学派。到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朱自清的民间文学观更加与俗文学派学者们的观点接近起来，甚至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与这一派的学者们相唱和。
抗战胜利后，俗文学派在香港、上海和北平三地各办了一个附在报纸上发行的《俗文学》周刊，一时学术探讨之风兴盛起来。1947年7月4日在北平创刊的《华北日报·俗文学》由傅芸子主编，团结了一大批抗战时期留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和其他地方的学者。西南联大关闭后，朱自清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后，也成为这个“平”字号俗文学副刊的撰稿人之一。上文提到，朱自清于1937年底交给傅芸子一篇《歌谣里的重叠》的文章。俗文学派的重要学者吴晓铃评论说：“芸子兄把那篇文章故意迟发到今年的正月2日登载颇有缘由，是‘平字号’俗文学之内容放大，正是在朱先生那篇识大体不拘小节的文章发表以后，以前30期为分水岭。”“所谓职业的俗文学者，毛病都是犯在搞得太窄，专门诚然不假，结果实未能在大处着眼，这也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写不出有系统的东西的原因。因此，我们希望能有像朱先生那样的又擅长创作，又做专门研究，注意到了普及和启蒙运动的人多多帮助和支持。读者可以看得出来”平字号“俗文学的范围比较广泛些，除了作为骨干的戏曲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到戏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簧和乡土戏等等。”[19]朱自清的加入其中，发表从文艺的立场研究和介绍歌谣的文章，使“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从第30期起改变了过去相对狭窄的学术范围，成为其“分水岭”。
1947年，朱自清还写过一篇他一生中颇有分量的文章《诗言志辨》。他在《诗言志辨·序》里说：“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变文’和弹词也跟着升，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可见朱自清的“民间文学”概念范围，比狭隘的民间文学界限范围要宽。
[附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03年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批准号：03BZW055）的前期成果。
注释：
[1] 王瑶《我的欣慰与期待》，《文艺报》1988年12月6日。
[2] 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8月版。
[4] 朱自清《中国近世歌谣叙录》，《大公报·文学周刊》第68期（1929年4月29日）；第69期（5月6日）。后收入《朱自清全集》第8卷。
[5] 季镇淮编《朱自清先生年谱》，见郎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6] 郭良夫《怀念我的老师朱佩弦先生》，见郎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
[7] 浦江清《中国歌谣·跋记》，作家出版社1957年9月。
[8] 朱自清《中国歌谣》第1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9] 朱自清《中国歌谣》，第12～14页。
[10] 朱自清《中国歌谣》，第28～29页。
[11] 朱自清《中国歌谣》，第15～20页。
[12] 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魏建功等关于歌谣的文章，本书前面略有论及，这里不予标出。而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在儿歌研究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此文刊《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即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上海。
[13] 朱自清《歌谣里的重叠》，原刊北平：《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27期，1948年1月2日。收入《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90～293页。
[14] 朱自清《西南采风录·序》，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又载《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第106期，1948年10月19日。收入《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11～413页。
[15] 朱自清《罗香林编〈粤东之风〉序》，广州：《民俗》周刊第36期，1928年11月28日。罗香林编《粤东之风》，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10月初版。
[16] 民间文艺学史家陈泳超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思想》里说：“虽然周作人没有将民歌的文艺价值直接地一概抹杀，但文中也没有提及民歌在艺术上的任何一点优胜之处，而且还公开宣布‘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这在当时歌谣运动方兴未艾，歌谣同人大多觉得歌谣样样都好的普遍思潮中，显得出奇地冷静，甚至似乎有些异类的感觉了。……（而到1922年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歌谣》一文，是它对于歌谣文艺价值的重新认定。周作人在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其中关于‘文艺的’，他认为民歌不单对考察‘诗的变迁’有所帮助，而且对新诗的发展也自有意义。他说：‘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看来，周作人对于民歌文艺价值的根本改变，除了应合歌谣运动的时代因素外，大约Vitale（包括何德兰、平泽平七等人）之类的外来影响是要占很大势力的。又，《歌谣》周刊的发刊词在歌谣运动中具有宣言与旗帜的意义，其中将歌谣研究的意义就归结为‘学术的’与‘文艺的’两项，似乎也是周作人这里所谓的‘文艺的’与‘历史的’的自然延伸。”见陈著《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第84～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17] 佩弦（朱自清）《妙峰山圣母灵签》，广州：《民俗》周刊第69/70期合刊（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1929年7月24日。收入《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79～283页。
[18] 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周刊第3卷第1期，1937年4月3日。
[19] 吴晓铃《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北平：《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
摘要：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朱自清先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中国新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和歌谣研究为方向，将歌谣故事纳入到现代学术研究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重要的歌谣研究遗产。
本文原刊于《民族艺术研究》（昆明）2006年第2期（4月2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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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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