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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学者风俗观的主要意蕴
“风俗”是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词语，它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四部丛刊》中“风俗”一词出现了3000多次）只要讲到地方文化特性或社会风气时尚时，都会用到“风俗”，风俗成为正式制度文化之外的、随处可见的“文化规条”。正因为“风俗”有如此广泛的文化约束力，所以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就充分利用行政手段之外的“风俗”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偏重于地方与基层社会）。正是这样的政治原因，“风俗”在中国历代得到重视，人们对它的复杂含义也有多种理解，当然这种理解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1.从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政治影响角度界定“风俗”概念
风俗一词流行于古代社会，作为约定俗成的文化名词，它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内涵，但由于学人的学识、立场、趣味以及所处的时代的不同，人们对风俗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于风俗一词的含义，先秦时期尚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汉魏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期，风俗文化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注重学术辨析的汉魏六朝学者那里对于风俗已有明确的解读与阐释，这种解释体现了传统的学术理解。他们一般从风俗整体的角度，看待风与俗，从政治教化的立场看待风俗的产生与变化。认为风俗是“风”与“俗”的组合，“风”与“俗”各有所指。风，指自然习性，与环境、气候条件相关；俗是生活趣味与行为习惯，来自于上层人士的影响。班固是第一位从学术的角度解释风俗词义的学者，他在《汉书．地理志》中注意对各地风俗的记述，在记述风俗之前，他先对风俗概念进行了定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认为风是因水土等地理条件而形成的民俗性格、言语歌谣，俗是因统治者的好恶而形成的社会趣味、情感、欲望与行为，它随着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风与俗组合而成的“风俗”兼有自然性与社会性两重因素。班固在对风俗理解中强调统治阶层的社会风尚的影响，这在王权时代是合乎实际的。但一般人的生活习惯的形成，并非简单地由上层决定，这是显而异见的。
东汉末年的应劭与班固的风俗理解基本相似，但较班固更趋合理。应劭不仅写成了我国最早的风俗专著《风俗通义》，将风俗当作一学术门类进行探讨。并且对风俗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10](P3)天气、水土、草木等各异的自然因素共同构成“风”的意义；应劭认为依据自然特性而形成的人的性情，就是俗的本义。俗来源于人的基本情感与行为，其表现的形式、性质不一，经过圣人统一整饰之后，俗才获得标准的性质。一旦社会失控，俗就回归其本原的驳杂样态。（应劭将俗区分为本俗与礼俗两种，礼俗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均齐”工作，即确定俗的标准形态，进行社会规范。这比班固将“俗”径直归于君上的情感欲望的看法，更符合“俗”的本意。）
南朝梁人刘勰，他同样论述了风俗的含义。刘勰继承了汉代学者的观点，不过他更清晰地表述了风与俗的区别与联系。“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11](P685)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气。自然物态及人的生理特性，都是风的具体表现，风属于自然；俗是在特定的地方风气之下，长期形成的稳定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社会传习而来。“习以成性”，说明某种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变成了人们的天性，这就是俗的由来。俗既是人们的社会化行为，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种风俗的认识是合乎实际的。（当然刘勰对统治者在改良风俗方面的作用同样有特殊的强调。）
在上述三位汉魏六朝学者的“风俗”解释中，风是根据它与俗的差异来说的，强调其自然特性，这与上面所说的风教的意义有较大的区别。“风”的原始含义就在于它与“水土”的联系，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的自然条件，养育了区域人民，因此人们在精神禀赋上有着浓郁的地方性。晋人阮籍也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风俗，“造子（一作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 [12](P40)“风”的扩散及教化影响的含义是后人附会的、第二义的，虽然它在古代社会影响深远；俗是前人风教、风谣与情感、欲望等的合一。“风俗”一词在古代社会包含自然与人文二重因素，具有自然性质的“风”是习俗发生的先在的条件，“俗”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适应与文化创造。因此古代文化人一般持守的是风俗自然观与风俗政治观，在儒家伦理文化氛围浓厚的时代，风俗的政治意义得到格外的强调。
2.从伦理纲常与政治教化的角度看待风俗的传承与移易
汉魏学者对风俗有着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风俗的产生受制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对于自发形成的风俗原生形态，他们大都觉得粗鄙、杂乱、朴野，尚不雅驯。而经过统治者整饰、改造过的风俗就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他们将其标举为良风美俗。因此在风俗的整齐过程中需要发挥社会精英的导引作用，以实现自上而下的风俗整饰与改易。辩风正俗，在传统社会成为政治家的第一工作要务。[⑩]
树立符合伦理标准的良风美俗，政治教化是必需的手段。 “广教化，美风俗”[8](P108)。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江山社稷，“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9](P584)因此“移风易俗”是士人自觉承担的文化责任。为了扩张风俗中的伦理成分，他们甚至有意轻视风俗中的自然社会因素，强调政治教化，给风俗重新定义。班固在他的风俗定义中对“君上情欲”对社会影响作了过分的强调，其在地理志的区域风俗记述中，也时常将上层人物的文化影响视为地方风俗传统的精神核心，正面的事例，是秦地，在周文王与周武王影响下，“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反面的事例是“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刘勰认为“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10](P685)教化之风，自上而下，民众顺风而行，形成习俗。这与孔子所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P129)的说法如出一辙。风俗成为社会伦理教化的工具。
风俗中特别强调精神心意的部分，精神心意的表露是声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2](P976)音乐来源于心灵与外物的激荡，要安抚与调适人们心理与精神自然离不开音乐的化导。《孝经》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古代风俗教化特别强调音乐的作用，“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2](P1005) 音乐因为有促动或安抚人心的特殊效用，所以古代将其神化，“大乐与天地同和”，[2](P988)就是说至善的音乐与天地的节律是合拍的。风俗本身包含着有关风谣的音乐特性，“风俗”多次出现在有关音乐理论的讨论中。[11]《史记．乐书》“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音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音乐在于给人以心身的愉悦，人们心态平和、身体放松， “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11](P41)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
汉魏六朝以后，人们继承了他们对“风俗”的理解，并且更强调从政教的角度理解把握风俗的文化特性，风俗是世俗人情的反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表征，也是政治教化的重要体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成为士人所向往的政治理想。在古代社会后期，由于宋明理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社会生活的伦理化倾向加强，文人士夫十分关注社会风俗。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13](P737)陆游也在《岁暮感怀诗》中强调：“倘筑天平基，请自厚俗始。”[14](P833)美化风俗成为政治的起点。风俗盛衰不仅成为国运的标志，而且是权衡政治得失的标准，“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15](P586)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他感于国运时艰，对前世风俗发表了许多议论，顾炎武贬斥周末推崇东汉，“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5](P587)，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15](P603)风俗在他们的理解中已经不是地方民情习俗的自然形态，是关乎伦理道德的文化成品，以风俗整合社会的政治功利色彩十分浓厚。元人李果在《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12]风是自上而下的行为示范与教化、提倡，它是一种具有一定方向的、流动性的文化影响；通过教化使上层社会提倡的观念深入人心，就演变为稳固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这样就成为人们常说的“俗”。这种风俗政教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明清地方志中常见“风俗以政教为转移”、“在上为政教，在下为风俗”的解题之说。[13]
强调风俗的政教意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传统，它与民众的社会生活内容扩充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人们的生活习性与区域风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古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活动范围扩大，社会交往频繁，人们的心理行为习惯更多地受制于社会，自然环境对人们身心状态已不构成直接的决定作用。风俗形态的社会特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的政治关注，而中国古代社会又是一个以集权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要求自上而下的思想行为的协调与规范，因此引导社会风气，移易地方风俗，培育适宜于封建伦理需要的文化习惯就成为古代社会多数文化人追寻的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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