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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工作与意识形态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国或一民族之内的民众，她的知识人往往对民众的、底层的、口头的、古老的传统可能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化有上下层分野。史诗原来为上层贵族的娱乐，今天成为大众民间的娱乐，它在走向死亡。知识精英趋之若骛的是新的外来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也是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而引起的。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伴随本国民众的启蒙，当然要利用民间的东西，这种利用也留给我们学术上的后遗症。爱国的、民族的、民主的知识人，他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民众的口头文学。如中国的五四歌谣学运动、解放区的民歌运动，有民族革命的因素。帕里的工作主要是学术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但是，他的研究的确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900年代，穆尔科已经注意到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民族与国家、宗教、政治关系复杂，这些东西同样反映在当时的史诗中。当时在南斯拉夫仍然有大量的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歌，南斯拉夫历史上极力反抗的那些土耳其人，就是今天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穆斯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比真正的土耳其人还要狂热，虽然他们操塞语。[17]
帕里之所以重视穆斯林史诗，因为它保存了传统，较少受到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故事歌手》里，作者自己对于穆斯林的口头传统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说，在沙拉热窝也是这样，穆斯林经常根据《克罗地亚中心出版社的资料集》或者根据赫尔曼(Kosta Hormann)的集子，进行大量的再创作，这些活动大都起源于本世纪初，特别是1918年以来。在南斯拉夫，相对于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言，穆斯林仍然是主流，只是到了1971年，前南政府才给穆斯林赐予了官方的名称。在过去，波斯尼亚的贵族们统治着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看一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民族和宗教分布图就可以对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了如指掌。
但是对史诗英雄的崇拜又是不分民族的，这正像歌手的民族归属和他的演唱并非总是一致一样。穆斯林斋月里有东正教或基督教歌手在演唱。不同的教派的歌手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穆尔科1910年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搞田野调查时，发现自己不能局限于穆斯林的歌手。
当代学者认为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中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南斯拉夫的故事歌手与巴尔干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关联。如，亚历山大指出：“穆斯林和基督教歌手，用同样的语言吟诵，遵循同样的步格，他们用同样的程式化的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英雄或反面人物的民族自我意识以及歌的长度。”[18]
塞族的基督教口头史诗的代表人物是武克·卡拉吉奇，他是出身塞族的民族志学者，是本民族的文化领袖。他结集出版了《塞尔维亚民间诗歌》，反映了科索沃歌的全貌，它的意义被表述如下：
塞尔维亚基督教诗歌，被塞族人认为是民族意识的唯一表现，而科索沃歌更是如此。这些歌讲述了1389年科索沃战争的相关事件、情感。此次战争塞族被土耳其打败。根据歌的文本，塞尔维亚王子有两个选择：在人间获胜，或者在人间战败而在天堂获胜。因此，塞族的战败，在歌中显得很光彩，在塞族人的心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9]
洛德指出过穆斯林歌与基督教歌相比，很少受到经典出版物的影响，他对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没有给予价值评价。塞族把武克·卡拉吉奇和涅戈什的史诗集子奉为圭臬，后来共产党政府又将这些史诗编进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但穆斯林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任何作品捧为经典。
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印刷文化对特定口头传统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系统地、不偏不倚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对巴尔干的基督教社区和穆斯林社区口头传统的实际影响。
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呢？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因于他们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他们都属于西方，都在南斯拉夫）的不同。武克搜集的歌大多被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也是经典的一部分。这些被奉为经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相互关联。而帕里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作是粗糙的田野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标准。[20]
这当然是一种谬见。它忽略了口头文本的文化属性，忽略了口头史诗意识形态色彩，对史诗独特性缺乏基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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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2009-01-23 22: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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