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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口头程式理论”为核心的口头诗学被系统引入中国学界，推动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史诗观念的转变和史诗研究的范式转型。尹虎彬对口头程式理论的译介，以及他立足本土口头史诗传统的研究，是学科革新、重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尹虎彬；口头诗学；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学说；中国史诗研究
[作者简介]刘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谨以此文纪念尹虎彬先生。
20世纪美国民俗学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又称“帕里—洛德学说/理论”（Parry-Lord theory），是“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核心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是一种关于比较口头传统的学说，兴起于1930年代哈佛大学古典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对荷马史诗口头程式的研究，以及帕里（Milman Parry）、洛德（Albert Lord）师徒二人对南斯拉夫活态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发展于1960年代，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系统引入中国学界，对史诗研究、民俗研究、民间文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帕里—洛德学说的译介和本土化实践，以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学者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团队的贡献为学界所公认。②本文以尹虎彬为中心，初步评述他在相关理论译介和立足本土传统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一、尹虎彬对帕里—洛德学说的译介和理解
尹虎彬对帕里—洛德学说的译介工作，始于1994年哈佛访学期间。当时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机会聆听纳吉（Gregory Nagy）为博士生开设的“比较口头传统的理论与方法”选修课程，对口头程式理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和理解。次年，朝戈金也成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尹虎彬访学的研究计划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萨满教和口头传统研究，朝戈金的研究计划为蒙古史诗研究和一般史诗理论研究，受哈佛大学深厚的口头传统研究学术氛围的影响，且有感于国内史诗研究的局限，两位学者都产生了把相关理论引入国内的想法。据朝戈金回忆：“一次，在哈佛旁边的灯塔街（Beacon street）的公寓，我和尹虎彬在那儿聊天喝酒，聊到有哪几个理论介绍到国内是最有用的，我们俩一致想到了口头程式理论，所以引介这套理论到中国来，我们是有策划的，不是随机生发的。”①
“策划”很快就变成了现实：2000年，朝戈金翻译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出版；2002年，尹虎彬的专著《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出版；2004年，尹虎彬翻译的《故事的歌手》出版。这三本著作，再加上巴莫曲布嫫翻译的《荷马诸问题》（2008年），如今都成了史诗研究、口头传统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尹虎彬翻译的《故事的歌手》，是洛德的代表作。此书初版于1960年，被誉为口头传统研究的“圣经”，用弗里的话来说，“正是因为《故事歌手》的面世，口头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逐渐成为一门学科，我们也因此可以在今天评估和历数那些受到其影响的诸多传统”②。译介此书的意义不言而喻，故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还被收入钟敬文主编的“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尹虎彬的译本准确、流畅，获“第七届（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译著类三等奖；因中译本封面设计为暗绿色，被学界称为“绿宝书”。
尹虎彬另一部讨论帕里—洛德学说的专著《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获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专著类二等奖。这是一部以专题讨论为主的评述性著作，作者在梳理欧洲民俗学历史、口头传承研究历史和美国民俗学百年历史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帕里—洛德学说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过程，同时还立足本土，初步思考了口头诗学对中国学界特别是史诗研究的可能启示和发展潜力。全书正文共八章：总论；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口头诗学与民族志；歌手：表演者和创作者；程式与口头诗歌的语言；主题与故事模式；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帕里、洛德与民俗学。这样的章节设置，当与书中内容大多曾以论文形式在期刊发表有关③，优点是便于读者了解帕里—洛德学说的主要观点和核心范畴，缺点是各章论述有重复之嫌。
同样是对帕里—洛德学说的评述之作，通过比较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以下简称《口头诗学》），我们更能看出尹著的特点所在。
弗里的《口头诗学》是一部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简史。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介绍口头程式理论的语文学、人类学和“荷马问题”来源；第二、三章概述帕里、洛德学术上的开拓性贡献；第四章以帕里—洛德学说在古希腊、古英语和其他传统中的拓展和回应为例，概述两位学者开辟新学科并确立其规范的成就；第五章介绍口头理论的近期新成果，同时还探讨了这一重要理论的未来发展走向以及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弗里《口头诗学》的优点在于系统地梳理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背景、发展过程、主要观点和学术影响，它大致以时间为序，论述简明扼要、连贯生动，很适合用作口头诗学与口头程式理论的基础教科书。它“旨在成为一部导论性历史”，希望读者“最好从头至尾进行通读。此后，带着一些平行研究的知识去考察其他传统，便能进一步深化个人相关领域的工作”。①这句话应放在这一背景中加以理解：《口头诗学》出版的1988年，帕里—洛德学说已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并在美国民俗学教科书中得到了普遍体现。但国内情况很不一样，如前所述，中国学界对帕里—洛德学说的系统译介，是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从1994年开始着手翻译《故事的歌手》，到1996年发表第一篇介绍帕里—洛德学说的论文，尹虎彬的读者大多没有相关基础知识，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译介工作的重心自然就落在了梳理新理论的学术史、辨析新理论的核心概念上，而这些努力的最终成果体现为专题论文也就不足为怪了。
前面已经提到尹著《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各章论述有重复之嫌，这种“重复”大多表现为对学术史的重复和强调，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尹著的每个专题讨论都会不厌其烦地介绍帕里—洛德学说的学术渊源，指出他们在学术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说明他们方法论上所受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重视学术史，是尹虎彬治学的一贯特点。直到2014年，他还谦虚地说，“如我们熟悉的表演理论、口头程式学说、民族志诗学，这些理论，我们好像懂了，好多地方还是不好理解，因为我们的知识背景不是西方哲学的知识背景”，因此，在他看来，梳理中西学术史就成了当务之急，不管哪门学科都不能离开学术史来谈，如民间文学，“Folklore在俄罗斯人眼中就是民间文学，Folklore在德国人眼中就是另一个对象”。③
除了重视厘清一门学科自身的学术史以外，尹著《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详细介绍、辨析了帕里—洛德学说的核心概念。这方面的内容，在弗里《口头诗学》中是相当简略的。例如“主题（theme）”这个概念，《口头诗学》只用了一页多的篇幅加以介绍，而尹著第六章“主题与故事模式”共四节内容，其中就用了三节来讲“主题”：第一节“洛德对主题的界定”，介绍了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洛德对这一概念的思考和修正，以及古英语学界如弗赖、民俗学界弗里和纳吉等人的不同观点；第二节“‘兴’和主题概念的关联”，介绍了王靖献（杨牧）、陈世骧在口头程式理论影响下对《诗经》之“兴”的理解，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对“兴”的探讨；第三节“主题与其他民俗学概念的关联”，讨论了洛德的“主题”概念与“类型”“功能”“母题”“神话素”等概念的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尹著第一次提及《诗经》，第五章“程式与口头诗歌的语言”也曾专设一节来讲《诗经》中的“套语”问题。从尹虎彬的相关评述可以看出，他已意识到了帕里—洛德关于书面/口头二元划分的局限，他认为，在口头和书面文学之间有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故此口头与书面的二元划分不能过于简单化，“就文本而言，至少应该区别口头的、模仿口头的、书面的不同文本”。④
尹虎彬说：“我们在使用基本术语的时候，实际上有大量的误用。在错误使用一两个基本术语的时候，进一步的思想就无法再提炼了，思想也就无从架构。就像大飞机的零件一样，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出现了问题，大的发动机就会熄火。实际上还没等飞起来，就已经趴在地上了。”①详细介绍并辨析一门新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于该理论的传播和应用无疑至关重要，《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对“程式”“主题”“文本”“故事模式”“表演中的创作”等核心概念和命题的反复辨析，今天也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说到概念辨析，这里有必要提及尹虎彬对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学说/理论、口头诗学这几个术语的理解。尹虎彬认为，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属于口头诗学的范畴，用“口头诗学”来概括或指称帕里—洛德学说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说法，因为“帕里—洛德理论，它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它揭示了口头传统的一个活态的现实”，“帕里和洛德为了研究荷马问题而研究口头诗歌，他们尝试运用了许多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并非为了建立某个理论，而毋宁说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学术的范例。而且帕里的学说已经超越理论的阶段，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口述世界的现实”。②既然口头程式理论属于口头诗学的范畴，用“口头诗学”来指称这个理论就不完全适当；但基于尹虎彬的看法，本文尽量使用“帕里—洛德学说”一词，而不是“帕里—洛德理论”。“学说”“理论”的英文均作theory，但在中文世界里仍有细微差别。
从一开始，尹虎彬对帕里—洛德学说的译介，就有明确的本土意识和学科自觉。他认为，我国史诗虽然蕴藏丰富，但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较为系统的研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国际学术影响不大，学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深受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大多侧重于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这种研究还不是史诗学意义上的学科自觉，表现在少数学者没有将口传史诗作为口头传承的民俗事象来研究，而是从经典的教条出发，学术研究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形态相互混淆，作家文学研究和口头传承研究相互混淆”，故此，“我们有必要对现在国际通行的民俗学方法论和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有效利用新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③
与此同时，就像钟敬文所说：“我们翻译、学习外国理论著作，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要借他人之梯，登自己之峰，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创造与国际一流学者平等竞争的局面。”④翻译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把外来理论本土化，从中国的材料、中国的经验出发,解决中国史诗研究的问题，建设中国的史诗学体系，同时与世界史诗研究进行对话。对此，尹虎彬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虽然口头诗学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虽然我们应该“争取在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归档,学术研究的概念运用和问题意识上与国际通行法则接轨”，但我们决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理论，因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某种现成的理论提供证据，而是要“从中国的材料出发,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还要充分利用中国多民族丰富多元的口头传统，“修正或抛弃”西方口头诗学中的某些概念，最终建立自己的阐释学模式，建立中国本土的史诗学传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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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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