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从原本的含义看，它起初反映的是民族生产生活中庆祝丰收和调节人们心态的集体聚会性活动。它举行的时间一般即在丰收之际，也即它是每个民族依据自己生存的时空物候变化所界定的一年的年末和下一年的年初。同时，它反映的也是每个民族通过其生产生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及自身关系，形成民族时空观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庆贺。生活在青藏高原广袤土地上的藏族先民，依据其生产形式，其对年节最初的庆贺方式可分为两类：①农业的；②牧业的。

农业藏族从传统上来看主要生活在西藏，[4]他们依据农业的丰收时间举行的庆典活动，就在夏历七、八月份。藏语叫望果节。“望”是田地的意思，“果”是转圈。举行这个仪式活动时，人们围绕着丰收的麦田歌唱跳舞，欢庆着收获的喜悦。青海藏族农业生产的起源一方面可能与早期汉民族的屯田有关，因为从藏族传统经典记载来看，这里主要以畜牧为主；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它与其他从事农业民族的融合相关。故他们没有过望果节的习俗。

望果节的起源特别早，据苯教的《苯教历算法》等典籍记载，其最早起源于古代吐蕃王朝兴起的雅隆香布地区。早在公元五世纪末，即吐蕃王朝的第九代王布德贡杰时期，苯教的教主就教导农人绕田地转圈，祈求并庆贺天保丰收。后来的《唐书•吐蕃传》载：“其俗以麦熟为岁首”。由此，也可推测出从事农业的藏族文化中的年终节庆，就是现在麦熟时季蕴含着求祈和庆贺意义的望果节。

相对于农业的望果节活动，传统的牧业藏族也有作为年终庆典的赛马节。依据传统的藏族文化区域看，上阿里教区，中卫藏人区和下多麦马区的划分特点，也反映了东北藏族的主要生活形态特征就是畜牧业。[5]在夏历七、八月份，整个藏区东北部草原上牛羊肥壮，赛马活动就成为一年年末庆祝丰收的节日传承了下来。

后来其他游牧民族加入青海草原和藏族共居或杂居生活在一起，有的很快与藏族融合。比如蒙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也就慢慢与赛马节相融合，生活在青海湖北面的蒙族，就是明显的例子，但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和保留在各自家庭中的一些民族生活习俗。而在青海东南部黄南州河南县，与藏族生活在一起的蒙族，现在则除了从体质上与藏族有些微差别外，在文化享受与生活习俗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6]

现在，望果节和赛马节依旧在藏区普遍传承，应该说它原本的庆典含义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其岁时年终庆典的功能已没有以前那样明显，而且热闹的场面和在民众心里作为年节层面上的位置也降格了。也即其作为年终庆典的含义发生了转移。

(二)藏历年的影响与春节的登场

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后，国家在文化和思想管辖上动用了官方的意志，历法就是国家统一思想观念的代表。藏历年的形成与过去西藏地方政权直接采用藏历有密切关系。藏历的正式使用，是在农历丁卯年（公元1027年），由此不久，藏历年节诞生了，取代了望果节和赛马节在藏区年终庆典的职能。也就是说，藏历年在那时候通过国家意志进入了百姓的家庭。从这一点来说，年节在形式上已经是一种国家观念的象征。当然，不能否认高度集中统治的吐蕃王朝时期虽没有现在意义上的藏历，但其年终庆典仍然依照当时的物候历和印度历法以及后来唐帝国历法的影响进行的。其年节性质的偏向尤其表现在与作为其发源地的农业文化有密切关系。[7]

从中国古代的朝代变革中，也可以见到制订历法与国家观念的密切关联性。一朝天子换一套历法，哪怕只是更改其名。这是因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常常要利用天命论、占星术来巩固其政权，同时他们又害怕别人利用占星术来推翻其政权，因而力图把天文学垄断在自己手中，严禁司天官与外界来往；严禁民间私习天文；严禁天文图籍在民间流传。[8]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天文学是古代政教合一的帝王所掌握的秘密知识……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书授给人民，他便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人民奉谁的正朔，便意味着承认谁的政权。”[9]藏族统治者使用藏历也正是如此。所以藏历中的霍尔月(相当于夏历的正月)，又称为“王者月”。[10]由此，藏历年节制度的形成是统一民族的文化象征，是国家意志的隐喻，它是在统一思想的控制下，达成一致的国家文化思想规范。显然这就是一种正统思想。

吐蕃王朝覆灭以后，青海藏族实际上就脱离了它的管制，处于部落各自生产生活时期。但是作为吐蕃王朝国家文化象征的佛教文化思想直接影响了全藏区的民众思想。这种代表国家意志的思想，通过民众心灵中最深处的信仰层面，下渗到了民间文化体系里，成为人们的日常规范，约束着其行为与思想。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格朗西称这种现象为“文化霸权”（hegemony）。[11]可见，在青海藏区其影响就是年节从最初的赛马节可能转变到了藏历年。因为自佛教后宏期发展以来，其思想东传直接辖制着青海藏族以及其他民族。所以，作为佛教经典学院文化基础之一的历算直接以一种正统思想的方式会影响到民众的思想。唐宋之际青海的角厮罗政权即是以“佛子”的身份建立的。[12]

然而，汉族移民自汉代赵充国在青海湖边的军事屯田起，就不断地开始了其征程。中原历代王朝逐渐控制青海并直接设郡管辖青海，实行移民实边活动，青海东部广大地区在明清之际已经开垦成为了丰饶的农田。[13]随着汉文化势力的逐渐向更西部蔓延，作为国家统一文化思想标志的春节庆典（当时叫元日或元旦庆典）也自易伴随推进，日益影响并取代了青海其他各族相当于年终庆典的民俗活动。由此，春节逐渐下渗进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

藏历年与春节这两种文化霸权思想在青海交会对抗的结果，是一隐一显。目前靠近西藏的玉树藏族部分人有时还可能过藏历年，而青海其他区域的藏族，已不过藏历年，他们明显又普遍过的年节则是春节庆典。

从年节错位的历史看，一种文化思想不是一下子摧毁其他正统文化思想，并影响且进入到其他各族民间文化之中的。首先，它是在解决民族自身的聚合和民族融合中的种种矛盾时，通过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渐渗入民族生活中的。如为了建立统一独立的民族政权的考虑；王室联姻的传说带来的民族间亲密无间的象征性的鼓励；先进文明的长期输入；还有移民共居等。而在文化的边疆和政治的边疆，这两种文化思想之间的对抗和其对民众文化思想的影响就显得要更曲折些。

据青海文化交流的现实来看，是经过中原等正统文化思想不断的输入，才形成了现在的春节庆贺。这一系列结构体系上的巨大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从我所调查的民间庆贺年节的具体仪式以及内容来看，老百姓思想观念的演变却并不与之同步，相反，正象我们现在在青海各地所能见到的那样，他们有一套自己继承、适应文化变迁的规律，可称之为民间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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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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