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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多民族文化区域中藏族年节的趋向
国家正统思想与民间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断适应、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新的文化思想是在不断变化中形成的。而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青海藏族年节错位的功能结构的变迁，其中表现出一个明显特征：文化是在交流中发生演变的，而长期的民族接触，是这种转变的重要基础。
年节文化的生成与演变，是民族融合的具体体现。通过年节仪式各种形态的展示，也可以看到生活在多民族聚居区的民众，又各自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色。通过这种民俗活动，民族自身也强化了相互间的情感，加强了认同意识。阿兰•邓迪斯认为，“族群认同”，尤其是通过民俗来实现的。[18]各民族共同举行的民俗活动中，加上正统思想的影响，民族之间的文化通过民俗活动达到了相互交流理解的目的。因此，这样的民俗活动中，认同的含义，已经超出了民族的范围，跨进了社区文化的范畴。
民族融合的趋势，正在按一种自身的标准规则在发展。最后的结局，正象我们能在青海东部农业区所见到的那样，势必形成新的文化形式。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也强调了这种演变具有的持续性的特点。[19]但是，其中各种文化参与和保留的程度，则不一定完全是由正统思想在社区保持的时间和强度来决定，还要考虑到民族民间生活传承的一套自身思想模式的因素。也就是说，还不能遗忘民众接受融合的标尺，它是被多种文化因素培养起来的民众生活的思想模式。
另一方面，民俗活动虽然可以起到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但又不能否认，年节的意义，已经在它结构功能的转变中，逐渐也起着某些相反的作用，即淡化了民族认同，而倾向了正统思想的认同，国家观念的力量因而加强了。这也说明，民俗活动可以推进某些文化融合现象的进程。
(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论文，2005年2月，北京)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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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长江《中国之西北角》p33，三联出版社，1948。
[2]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第二、三章，中国藏学出版社，1986。
[3] 如《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
[4]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安多政教史》p3，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5]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安多政教史》p3，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6] 1995年调查资料；另参见银措《青海蒙古族人口来源、现状及特点》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p37，1996。
[7]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13（藏文原文）；p145（译文）：“4，及至牛年（654年），……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可见对农业非常重视。民族出版社，1992。
[8] 薄树人主编，《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p235，科学出版社，1981。
[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p45，科学出版社。
[10] 黄明信《藏历漫谈》p87，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1] 安东尼奥•格朗西《狱中扎记》（中译本）p25，人民出版社，1983。
[12] 黎宗华，李延恺在《安多藏族史略》对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角厮罗是“王子”，参见本书p62。但同书也谈及此一时期佛教势力影响政治极大。参见p78。不管怎样从中也可见到佛教正统思想力量在民众生活中的一斑。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
[13]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历史纪要》p13，p59，p126，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p54，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15] Arnold von Gennep，1960，the Rite of Passage，tr. Monika B. Vizedom & Gabrielle L. Caffee，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p2。
[16]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p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7] 欧达伟著，董晓萍译《中国民间思想史论》p22，中央民族出版社。
[18] Alan Dundes，1989，Folklore Matters，University of Tenessee Press，p7。
[19]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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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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