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国家的正统文化思想不但改变了青海藏族年节庆典的表面结构，而且也作为一种强势力量直接渗透到了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那么民众真的完全被这种思想所控制而无丝毫的自持力吗？做过民俗调查的学者自然不会轻易被表象所迷惑。民众文化思想的力量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的在于他们对这种“新民俗”的“合理化”。[14]也即，正如上面提到，他们有一种民间文化思想来调整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从下面年节文化的复合方面就可见一斑。

(一)上述两种正统思想交错变迁下民间思想的复合特性

从青海藏区现在的过年仪式来看，此地的过年不同于纯粹的内陆汉族的过年仪式，也不同于纯粹的西藏藏族的过藏历年仪式。尽管它在时间上与汉族过年相近，且几乎融为一体，大体框架也别无二致，采取了其基本庆贺方式。但其具体细节和民众对它的态度，却依然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某些方面还仍保留有传统藏文化的特点，例如年夜饭应该多吃，因为吃饱后阎王要来称体重赐新福的一年的福等，同于西藏地方的藏历年节；年末正月十四、五，青海环湖一带藏族要到塔尔寺去朝拜。可见，佛教思想(包括历算文化)在民间根深蒂固。但也不能忘记，有些地区比如同仁县各村藏族在庆贺年节时，首先要去山顶的“拉什则”(藏语，山顶的意思)拜年祈求赐福。这种朝山信仰在藏族文化中实际上比佛教思想要更远古些。而这个时期，在藏族民众朝圣的路上和目的地，都可见汉族的花灯展览和社火表演。因此，对进行年终祈福的藏族民众，我们既要注意到其民族朝圣心理的一方面(即传统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在欣赏汉族民间文艺表演时的民族文化共享心理及有关的思考，理解乃至认同的细微心理。

(二)藏族年节庆典与各种人生仪礼庆典的复合特性或聚合特性

除了纯粹的年节庆典外，青海环湖地区藏族在拜年期间还举行如结婚，过寿，剃胎发，老人过寿等主要是人生仪礼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聚合起来就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年节仪式。为什么要将这些人生仪礼选在年节期间举行呢？换句话说，年节中复合进这些人生仪礼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正如范•盖内普所指出的，人生仪礼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通过仪礼(Rite de passage)。[15]从年节原本的功能来看，这些仪礼的加入正是其对年节功能的一种远古意义的回响。其深层的含义就在于，年节期间既可通过个人生命仪程中阶段性庆典来消除一年中的灾难，也可通过社区各成员的福佑得到社会的确认：个人有了能进入正常秩序的生活模式的资格。因此，可以说，它们的加入使年节的通过仪式功能加强了。

而且从这些人生仪礼的场面看，都是喜庆的，热闹的。因此，它们的加入更增添了年节的喜庆气氛，年节也从而更显隆重。

其次，年节的这种复合性与年节早就具有的聚合功能分不开。也就是说，从年节的起源看，比如汉族年节庆典，它是逐渐从腊日驱傩到岁末庆贺这样一步步积累起来而聚合成为一个民族最大的节日庆典的。[16]藏族年节一系列人生仪礼庆典活动的加入乃至青海环湖一带藏族在1996年年节，连赛马节也要并入进来，只不过是其自身本已具有的聚合功能的延伸而已。

最后，年节复合的形成，还离不开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如结婚，在青海东部各民族中甚至整个西北地区，几乎都是在年节期间举行的。青海湖一带的藏族与从东部移民来的汉族、土族等定居在一起，定居生活的规律势必会调整当地定居放牧者的人生仪礼，使之能适应定居习惯。所以说，东部汉蒙藏已经形成的一些文化特点，通过相同民族的情感联络(比如婚姻)或地方观念的认同意识，自然会波及到邻近民族文化中。

总之，在现实政体下，通过区域性民间文化思想联系形成的统一社区中的藏族年节错位，就包涵着复杂的多民族文化思想观念。而且它在现实中正接受着更多生活因素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节错位的含义是开放的。但是，老百姓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年节的错位演变不是同步的。而是依据着一种传统力量的民间生活模式，来与正统思想相适应，并调整着民众自己的生活态度。具体到每个活动中的仪式规程，这种民族自我保留的东西就更多。但也不能认为这种保留就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尤其是对来自正统思想影响的自我调整中，民众既有模糊接受或隐藏骚动感情的一面；[17]也有完全处之泰然保持传统的一面。这就是民间文化交流变迁的规律。

因此，不管是从青海整体出发或某个具体区域的藏族群体来看，藏民族民间文化思想面对的是民族交流和国家力量影响的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其变迁结果又该怎样来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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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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