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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郑振铎离开上海转移到北平，受聘于燕京和清华两校任教授，一方面潜心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一方面还念念不忘通过编辑刊物推动文学运动。1932年朴社在北平出版了他的四卷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了他的《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大著的出版，加上过去出版的《文学大纲》中的一些篇章，完整地体现出了他的文学观，奠定了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理论体系，也为民间文艺学阵容中的“俗文学派”奠定了基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好评。唯一的一篇批评文章是他任教的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吴世昌，而且是发表在《新月》杂志上。这就不能不引起郑振铎和他的文坛朋友们的不快。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文，指出吴氏“为文态度，似在陵烁他人，轶出讨论学理范围”。鲁迅于同年8月15日给台静农的信里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3] 鲁迅这话，乍看起来对郑著颇有微词，其实他是与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比较而言的；再说，那时鲁迅还没有读到郑书，只看到了广告词，对其虚张声势略表不与苟同而已。到次年2月5日致郑振铎的信里才说：“昨乔峰交到回赠之《中国文学史》三本，谢谢！”后来在致曹靖华的信里，推荐五部文学史著作，其中就有郑振铎的这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4]《郑振铎传》的作者陈福康评论说：“何况后者（指‘孤本秘笈’）大多为当时一般学者所蔑视的民间讲唱文学，只有他才把它们视作‘珍籍’，这正是对历来贬低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传统观念的反拨，有什么可非议的呢？”[5]
由于受到司徒雷登及其同伙的排挤，郑振铎于1935年夏离开燕京大学由北平回上海，[6] 在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又主编《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八·一三”事变后，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上海成了“孤岛”。文化界许多朋友都纷纷撤退到内地去了，郑振铎留在“孤岛”上海，在艰难的困境下做了许多工作。1938年，郑振铎写了多年的《中国俗文学史》，由迁移到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为了写作这部著作，当时正在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请时在英国留学的好友许地山到大英博物馆为他查阅和抄录被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写经卷子，因博物馆不准抄录，许地山不得不将看过的卷子一段段地背下来，回到住地再凭记忆写下来，寄到国内。1927年郑振铎被迫流亡英国，又亲到大英博物馆继续查找讲唱文学资料。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以最简练扼要的语言，浓缩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著作中：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
……在许多今日被目为正统文学的作品或文体里，其（起）初有许多原是民间的东西，被升格了的，故我们说，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这话是并不过分的。[7]
他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他进而把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六个：第一，是大众的，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为民众而生存。第二，是无名的。第三是口传的。第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其想象力往往是奔放的，并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的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种种坏处，如黏附着许多民间的习惯和传统的观念。第六，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即我们今天常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按内容，他列出了五大类：（1）诗歌——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2）小说——专指话本；（3）戏曲；（4）讲唱文学；（5）游戏文章。
《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从20年代那一帮进步文化战士们所信奉的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到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梳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与演变，论述了民间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流传存在的价值，不仅在资料占有上无与伦比，而且在观点上自成一说，发人所未发，成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思想达到成熟的时期。
郑振铎对“俗文学”概念及其解释，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非议。1958年出版的一部影响很大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作者们写道：“我们说‘民间文学’就是指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它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在奴隶制社会里，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奴隶的创作；在封建社会里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创作。通俗的、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不一定就是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的通俗的文学，不能一概认为是民间文学，同等看待，而应以阶级的观点去检查这些作品，看看它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是否真正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郑先生既然用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实质是资产阶级观点，来对待民间文学，说民间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因而他就把一些地主的小市民的通俗作品，都滥竽充数地算作民间文学。”这些作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1）民间文学史应该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反映，而《中国俗文学史》没有反映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第11页）（2）文学史应该是现实主义发展与斗争的历史，而《中国俗文学史》却成了某种文学形式的延续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文学史。（第17页）（3）《中国俗文学史》是一些地主阶级、小市民的庸俗作品的堆积，没有反映出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真实面貌。（第17页）[8] 被批判者与批判者的分歧点很多，涉及得也很广，但根本点在于：一个说俗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一个说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而劳动人民及其口头创作乃是纯而又纯的、是没有糟粕的文学，一切糟粕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劳动人民的，俗文学则恰恰是“小市民”所创作、为“小市民”所享受的、充满了消极因素甚至封建毒素的文学。后者指责前者模糊了、抹杀了或取消了阶级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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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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