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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众对龙母的这些信仰，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据《德庆州志》载：“乡村男女多椎髻跣足，少服药，好事巫祝”，“粤俗尚鬼，崇饰犹繁”，这种崇巫尚鬼的习俗，是龙母信仰产生的深厚文化土壤。在气候方面，从每年的三月到九月，多有瘴气，“商旅氓隶，触暑徂症，与夫饮食不节，不善摄养者，每为所中”；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我对《德庆州志》所记历史上发生的较大自然灾害作了粗略统计，自宋太宗至道二年（９９７）至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３）的８９７年间，共有大水灾７３次，地震２２次，大旱灾１１次，飓风和冰雹９次。这些自然灾害多发生在五月，在过去又多伴随疫病肆虐和社会动荡，致使人们生活失去保障，健康遭受损害，生命受到威胁。在灾难面前，个体变得异常的脆弱和无助，只好从神灵信仰中寻求佑护和寄托。这是龙母信仰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再说有功于国。所谓“有功于国”其实是封建国家为稳固局势、维护统一，把龙母搬出来，以神化帝国的统治：一方面，龙母信仰在岭南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封建国家通过龙母信仰可以强化国家意志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凭借龙母信仰增添封建国家统治的威力。宋明清庙志里提到的敕封龙母的几件大事，主要是借龙母神力对岭南进行武力征讨。如，宋熙宁九年，安南招讨使郭逵奉命远征交趾，龙母为之默佑，使船首尾相继，未尝有风波之虞；明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遇波涛险阻，常梦五龙护其舟，海不扬波，遂无覆溺之患，天戈所至，悉皆平夷等等。
封建帝王从秦汉以来就把自己说成是龙子龙孙，因而他们敕封龙的母亲也便顺理成章了。但是随着封建皇朝统治的土崩瓦解，龙作为皇权象征的观念，亦逐步被人们淡化、摈弃，只成了一段慢慢远去的历史记忆。与此相反，在民间，有关龙的节庆、游艺等活动，却有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如汉族地区有玩龙灯、烧龙节、春龙节、龙抬头节、龙舟竞渡等；少数民族地区有祭龙王节、龙船节、龙头节、龙母上天节、龙公上天节、晒龙袍节、祭龙节、分龙节、祭龙潭节、龙王庙会等。这些与龙有关的民俗早已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的以龙为民族象征、吉庆祥瑞、寻根尚本、眷念故土的文化心理。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凝聚、文化认同、身份确认的重要资源。这也正是悦城龙母能让“四海朝宗”的深层原因所在。
此外，龙母传说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孝道观念。龙母传说着力传达的是传统中国尊祖敬宗的孝行。五龙子萦浪转沙移墓，每当清明时节给亲人扫墓，寄托了对故去的亲人慎终追远的哀思，这是符合传统礼制的孝道行为，也是龙母传说最感人之处。在今天，它仍然是人们良心和道德的净化器。因而，龙母传说体现出来的这种孝道观念，与中华民族对“孝”的宗教般情怀，可谓一脉相承。传说一旦与人们的心理定势和期待相契合，它的播及四方、代代相传的魅力将是无法阻挡的。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的增加人和环境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它亦不能使人类的工作都适合于实际的需要及得到可靠的成效。”（马林诺夫斯基，１９８７：４８）这段话揭示了人在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复杂环境。在科学无法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些辅助的手段。其中，在民间社会，民俗信仰至今仍起着一定的心理辅导作用：如对问题的发生提供某种说明，能吐露心中隐秘的愿望，在困难中提供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对龙母的信仰亦可作如是观。
如今，以“龙母诞”为核心的龙母文化已经成了华南和港澳地区著名的文化品牌，也是德庆县发展文化旅游的支柱产业。每年光一个龙母诞期就吸引了１０余万人次的游客来游览进香，一年的游客总量几达１００万人次。按每张门票５０元计，每年的门票收入就高达５千万元。据德庆县旅游发展局的一位领导介绍，１元的门票收入通常带来相关产业５元的经济增长。那么，龙母祖庙一年的门票收入，就可以带动德庆县相关产业２．５亿元的经济发展，这一数据实在令人振奋！随着民族文化多样化呼声的高涨和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程的全面启动，龙母文化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相信在各级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民间力量的大力推动下，龙母文化的明天会更精彩！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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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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