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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没有经过贺会的香会，若是急着上妙峰山，也有一个折中的办法，这就叫做“借值”。一个新会因种种原因没有经过承贺，但妙峰山的香期已到，此香会可以先上妙峰山进香，但必须向遇到的香会说明自己的身份，在进香回来后再举行贺会仪式。我们说的“东安门开路老会”，最初就是“借值”前往妙峰山的。但巧的是，他们进香回来，路过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时，恰巧遇到宫里的太监要他们去颐和园为慈禧皇太后表演，而结果是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被封为了皇会，而且还御赐了金叉头（开路会表演飞叉）。虽说此会没有经过承贺，性质上是黑会，但因为最高统治者已经把它封为皇会了，故当时北京各香会就地打破了传统，不再让它经过贺会仪式了。皇权的力量从各个方面显示了它的至高无上性，民众对这种力量充满敬畏，当皇权与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毫无反抗的想法和举动。他们非但不把皇权的介入视为非法，还视皇权应该高于自己的会规。
从民间政治的角度说，民众创立香会制度，行香走会的目的之一，是竞争他们社会的政治权力。一旦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这种努力有所表示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殷切地回应统治者。
从更深层次的民族世界观角度来看此一现象，我们会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既不是只受国家支配的非独立存在，也不是自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我完善的秩序空间，而是通过共同秩序观念与国家体制连接起来的连续体。在共同的世界观念和秩序观念面前，民众对帝国的政治制度是认可的，并且视为是天理的表现。对于帝国权力的存在和其至高无上性，他们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不会去表示异议的。民众可以反对某个政权、甚至某个皇帝，但对这套帝国的政治制度模式是不反对的。我们看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把自己的义举说成是“清君侧”、“替天行道”；即使那些推翻了前代政权的人，也是认定自己“受命于天”，在从事“奉天承运”的伟业，是新一代的江山大地之主。传统的政治制度模式依旧不做改变。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世界观念的同构性，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或说“大传统”（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与“小传统”（ｌｉｔｔ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①之间一脉相承，小传统会轻易地向大传统靠拢。
三
清末，北京出现了一档特别令人瞩目，又特别令人羡慕的香会——御赐“太平歌词天平老会”。其会里“玩角的”（香会中对演员的另一俗称）、外号叫“抓髻赵”的赵心恒（一说赵星垣），由一个近乎讨饭的花子一跃成为慈禧太后的座上客，其平步青云的传奇经历令人咋舌。
据史料记载：“子弟中最出名者为抓髻赵……其人嗓音清脆，扮相婀娜，拿手玩艺为《摔镜架》，最为世人欢迎。”（都市丛谈，１９８６：８３）什不闲莲花落，最初是乞丐行乞时演唱的小调，这种艺术形式以唱为主，插诨逗哏，妙趣横生，特别需要演员机智的临场发挥。抓髻赵思维敏捷，所唱内容又配合“万寿无疆”的主题，扮相和嗓音都无懈可击，深得慈禧太后喜爱，多次受到重赏。慈禧兴起之时，曾让抓髻赵一连数日在宫中表演，还把自己穿的坎肩赏给他，连他那个爱逗笑的配角丑角也被慈禧褒奖为“人参核”。慈禧对抓髻赵说：“你一唱就天下太平，以后就用太平歌词这个名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一个乞丐式人物的发家史，在北京城引起的震荡可想而知。它所激起的连锁反应是人们更加狂热的走会热情，梦想跻身于令他们艳羡的上层社会。我们可以想像，借助于皇权的力量，抓髻赵在当时的社会会是怎样的风光！人们已经把他与那令人敬畏的皇权联系在一起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像抓髻赵这样的人物，在慈禧面前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慈禧可以通过他了解民间社会的情况。抓髻赵实际上成了一个沟通王朝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桥梁。
在中国历史上，像抓髻赵这样发迹于社会底层，游走于江湖四方、又与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都发生关系、有着联系的人物，在社会的非常时期跃身于国家的政治舞台，是不鲜见的。晚明扬州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朝廷命运风雨飘摇之际，他游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对明代末年的那段历史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从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来看，在社会动荡时期，柳敬亭、抓髻赵这种人物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一种必然。他们可以上通下达，在沟通、联络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上发挥着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像抓髻赵这种具有流氓品性的社会边缘人，② 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往往能够“修成正果”，成为社会的主人、历史的宠儿。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成就了一番宏志伟业的帝王将相，往往就是这些具有流氓品性和草莽性格的人物！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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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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