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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效群]皇会:清末北京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
  作者:吴效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2-12 | 点击数:17204
 

汉刘邦要算是这类人物中的代表了,相较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这位不务正业的小亭长,可谓是流气十足的无赖,可楚汉相争的结果,一身正气的项羽反而败在了要从敌手中分食自己父身之肉羹的刘邦;三国时的曹操,少年时“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靠了欺罔父亲、诬诋叔父而骗得恣肆放纵的机会,活现出流氓的品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 走上政治道路以后,他依然秉性不改,时人皆以奸雄目之,但他却势力隆盛,几欲成正果。后来的问鼎者们虽然难有曹操的才学,然而其行止却往往与他惊人地相似。南朝宋武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刺,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落魄不修廉隅”。(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王建世家)吴越王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钱镠世家)等等。明太祖朱元璋乞丐出身,做过和尚,参加起义军以前,偷鸡摸狗,是一个典型的市井泼皮无赖。综观中国历史,那些所谓的“创业重统”的英雄其实多是肆无忌惮的“光棍”。(王毅,1991:133)

一向以“道统”自居的中国传统社会何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这个社会本身。从生产方式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可说是宗法制自然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分工程度也很低,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本来不多;还由于在传统社会,王朝政府很少提供给人民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服务,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生活问题都依赖有血缘关系的人互相帮助解决,在血缘关系之外,人们缺乏社会联系的渠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个社会的形象写照。

这种情况决定了那种社会交际能力强,游刃于社会各阶层,又具有热情、豪放、任侠、无畏性格的社会边缘人,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他们的活动,能使沉闷、呆板、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变得富有生气和活力。尤其是,当社会出现动荡和混乱的时候,这种人的社会作用就越发重要。国家力量的软弱,造成民众经常生活在不安定、无保障的社会失序状态。这种社会情况下,普通民众特别希望有人主持社会正义,特别希望在危难之时有人伸出救援帮助之手。这些社会边缘人,游走于社会四方,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联系和关系,能行侠仗义,解人困苦,替人抱不平,所以特别受到社会中无助的下层百姓的欢迎,他们会很自然地过渡成社会上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所以这些具有“卡里斯玛”(Charisma)人格的流氓式的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往往能成就大事。那些循规蹈矩、固守社会和文化规范的正人君子反而会因行动迟缓一事无成,或退居历史的次要地位,成为那种流氓式人物的谋士和配角。

流氓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是我们对北京民间香会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的理论问题,北京下层民众通过行香走会,梦想得到的不就是这种令人激动与神往的地位和身份吗?!

从晚清时皇朝政府对北京下层民众行香走会活动的态度,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现象:在政权危急的紧要关头,每当常规形态下的行政运作无法充分保证君权专制的延续时,非常规的补充形态就会被启动。最高统治者往往直接利用那些能够切实了解社会状况,有着极广泛的社会关系,处事能力强,行动上又少有牵挂和顾忌,具有流氓品性的人直接为他服务。社会机制会在政权金字塔的最顶层与最底层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在专制政体下,与维系君权这一根本目的相比,手段的选择永远是从属的。

分析流氓式社会边缘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说,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流氓阶层的存在当然消解君权绝对统治下的宗法体系,刘裕、王建等人发迹以前以赌博、贩私盐等为生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是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社会,每当需要一种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将危机和僵化日益严重的社会肌体暂时解构以便进一步重组时,流氓阶层以及他们的与国家权力体系的结合,也就总是能够发挥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上面提到的出身流氓的刘裕,他的崛起就是发生在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的垄断日趋极端、上层社会自身又无法遏制这种自我膨胀导致自我毁灭之趋向的时代。而刘宋政权通过对豪门大族的抑制、庶族统治者对世族高层文化的学习等途径,使得社会文化到达一个新的相对平衡;又比如唐末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以后,就是由一批具有强烈流氓性的军阀攀上权力的顶端,就是欧阳修总结的“黥髡盗贩,崛起王侯”,(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钱镠世家)最后由其中的有力者完成统一并开始宗法制度的恢复与重建。总之,流氓当然是一个对常规政治秩序起着消解作用的阶层,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它却又传承久远、历代不绝于世。(王毅,2000:21)

政治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更没有触动社会心理。北京香会对皇封的崇敬成为一个抹不去的历史情结。民国后,一时间,很多香会打出了龙旗、龙幌,标榜自己是皇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真假皇会之争,各香会间互相攻讦,真伪难辨。这时皇会在香会中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享受着特权。直至改革开放后90年代的今天,真假皇会之争依然不断,皇会成为资格老、技艺高的代名词。这时的真假皇会之争,被赋与了新的历史内容。今天走会的目的,已不是过去的“抢洋斗胜,耗财买脸”——博取社会声望,那过去始终隐藏在背后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已扯掉了羞答答的面纱,以赤裸的面目直接面对社会了。在今天,政府把花会(香会)作为了一种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加以保护,更有一些重要场合,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邀请它们表演助兴。这时的行香走会早已不是过去那种“车笼自备,茶水不扰”耗财买脸的活动,经济收入成了他们惟一追求和关心的目标。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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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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