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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哲学家之争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这段公案开始于柏拉图对诗人的批评。柏拉图在勾勒理想国的蓝图时，一五一十地数落了诗人的一系列罪状，例如亵渎神灵、腐蚀青年、散步流言谎话、危害安定团结等，最后决定把诗人赶出这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城邦。如果他们想留在城邦里，就必须接受哲学王的监督，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分派给诗人的差使只是编编故事供保姆哄孩子。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放逐和打压，成为诗人心上永远的痛，也引发了诗人与哲学家之间难分难解的恩怨情仇。从此之后，诗人和哲学家之争，神话和逻各斯之争，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就没有消停过，一直闹腾到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也没有最后见出个分晓。
柏拉图缘何要放逐诗人？曾几何时，在希腊城邦中，诗人是社会的精英，在节日庆典、戏剧节和宴会上，诗人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们不仅是世俗社会的开心果，而且还是宗教活动的主心骨。据说，诗人的灵感和诗艺是得自诗神缪斯的真传，他们的诗歌是神的话语，那些头戴桂冠、弹着七弦琴悠悠吟唱的诗人，就是神的化身。诗歌不仅具有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学魅力，给人的灵魂带来净化和提升，而且，具有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真实性。诗歌，就是神性、真理、权力的渊薮。然而，曾经如此至高无上的诗歌和诗人，到了柏拉图的时代，为什么就一落千丈了呢？柏拉图对诗人几乎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当然不是柏拉图个人跟诗人就有仇，而是因为时代变了。柏拉图的时代，诗人赖以安身立命并获得其荣耀的口头传统渐成绝响，取而代之的是书写文明。书写文明不再是游吟歌手的天下，而是哲学家的“理想国”。
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抨击，在哲学家和诗人的权力斗争这一表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从古老的口头传统向新兴的书写文明过渡的历史性转折。
在文字和书写广为流通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知识记忆和传播手段之前，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记忆及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这在古希腊同样也不例外。口说流行，不像书本那样有永不褪色的墨迹可以长期保存，但口头传统也自有其保证记忆的法门，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韵文化，即用合辙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帮助记忆。因此，诗歌就成了文字流通之前人类记忆、传播知识和历史的主要手段。在文字流通之前，正是诗歌，成为人类文明延续不绝的主要载体，从而形成了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诗歌是“史前”人类传承文明、传播知识、记忆历史的命脉所系，那些游吟四方的史诗歌手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那些在史诗中吟唱的神话、故事、教训和知识，都是历经无尽岁月而流传下来的，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歌为心声”，史诗中传唱不衰的，肯定是一个民族祖祖辈辈深信无疑、谨遵不失的真理。无关紧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可能被歌唱，即使被歌唱过，也不可能被记住，更不可能经受住岁月的荡涤而永久地流传下来。因此，一种知识，一则教训，或者一段历史，只要被那些歌手在神圣的仪式或盛大的节日上吟唱了，就是其真理性和权威性的证明，也就是说，诗歌就是真理的源泉，世代流传的诗歌，不仅是其本身真理性的证明，同时也是所有其他话语的真理性的证明。诗歌就是口传时代真理性和权威性的最后见证。诗歌的真理无需别的什么外在于诗歌的东西提供证明，相反，诗歌是一切别样的真理的证明。在口头传统中，诗歌是最高级的话语。
但是，诗歌和诗人的荣耀在书写文明中却一去不复返了，诗人从至高无上的圣者地位一下子跌落凡尘，成了调笑风月、游戏风尘的俳优小丑。书写是一种较之口头诗歌传播更广、保存更久、更为可靠也更易查证的知识记录手段。因此，书本记载就成了判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最可靠证据，口头诗歌的真理性和权威性被书面散文取而代之了。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反映的正是书写较之口头在见证真理和权威上的优越性。于是，书本代替口头、散文代替诗歌、咬文嚼字、钻故纸堆的哲学家代替巧言善辩的歌手成为真理和权威的见证。
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文明到书写文明转变的关口。现存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著述（包括哲学家的著作）都是用史诗体的诗歌和韵文“写”成，说明这些著作原本是口头吟诵的，与史诗游吟传统一脉相承。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著述，只是以公开的和私下的演讲和辩论作为授业解惑的手段。而柏拉图则开始了用散文书写的传统，但其作品也大部分是用口语写成的对话录，说明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折点上，口头传统已经若断若续。到了《理想国》中，在柏拉图设计的未来国度中，诗人被浑身涂油，被像替罪羊一样赶出城门。从此之后，诗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口头传统丧失了在希腊城邦这文明中心地带中继续存在的理由，沦落为文明边缘之外的异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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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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