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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禹都阳城的传说最早见于《孟子》，因汉代有阳城县，在今河南省嵩山之阳，故从班固《汉书·地理志》开始，即以河南的阳城县（今登封市）为禹都故地，该说成为当代豫西夏墟考古的重要依据。然而，古书所载名为阳城之地，非仅河南阳城一地，《春秋》《左传》记载的数处位于鲁西地区以“阳”为名之地，较之河南阳城的历史更为久远，且这几处“阳”地处于黄河下游，历史上为洪水泛滥之地，《山海经》等书记载的鲧、禹布土治水的传说也发生在黄河下游，鲁西诸“阳”地才是传说中的禹都，也才是夏墟所在。
关键词：鲧；禹；阳城；夏墟
按传统古史观，夏为三代之首，是开启华夏世袭王朝历史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古书中关于夏史的记述却极为零落，且多为渺茫难稽的传说，根据这些零落散乱、虚实参半的记述很难了解夏代历史的真相。古人惟有抱残守缺，穿凿故纸堆，至现代考古学兴起，学者转而求助于考古学，希望凭借田野考古发现夏文化遗迹，重建夏代的历史图景。然而，要借助考古发现夏文化遗迹，首先要知道古书中记述的夏在哪里，因此，准确理解传世文献中关于夏墟地理的记述，就是夏史考古的基本前提。
历来考夏墟者，最关注两个地区，一为晋南，一为豫西。晋南为“夏墟”所在，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载子产之言，谓唐国居于大夏，西周初期周成王灭唐，以其地封叔虞，是为晋祖；《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载卫国大夫祝佗之言，谓周成王封叔虞“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可见叔虞所封即为夏墟所在。叔虞为晋国的祖先，而晋国居河东，由晋在河东，知叔虞所封的大夏、夏墟必在河东，故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其说或异，要皆在不出河东。正是有鉴于此，1926年，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李济先生主持的中国第一次现代田野考古活动，就是选址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著名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就是在后续的山西夏墟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然而，据《左传》叔虞封唐之说而断定夏墟在河东，实属误解。对此，刘宗迪《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一文已有详论，下文论述还将涉及，此不赘述。
豫西“夏墟”之说，最重要依据有二。其一，《逸周书·度邑》记载周人在牧野之战一举克商之后，周武王为营建都城，相度地形，谓“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是以伊、洛之间为“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伊、洛皆为豫西之水，西周洛邑即因滨于洛水而得名，周人以洛邑为东都，史称成周，故址在今洛阳市，此为古史常识。其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史记·夏本纪》本之，《汉书·地理志》颍川郡之阳翟县，班固自注云：“夏禹国”，臣瓒注引《世本》《汲郡古文》（《竹书纪年》）均言禹都阳城，是以汉阳翟县为故阳城。汉代阳翟县为今河南禹州市，“禹州”之得名，即因其地有大禹故都，今阳城县故址归属与禹州市相邻的登封市告成镇。登封与洛阳相去不远，登封为“禹都阳城”之所在，洛阳为“有夏之居”之所在，两说相互映发，足见豫西嵩山之阳、伊洛之间为夏人故墟所在。
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了反驳疑古学派对尧、舜、禹历史的抹杀，为夏代的存在寻求科学的证据，在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考古活动，其主要依据即“禹都阳城”的记载。徐旭生广泛搜集并检讨了古书中与夏墟相关的记载，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史料是始见于《孟子》的“禹都阳城”之说。徐旭生认为《郑世家》《韩世家》《六国年表》均记载有韩文侯二年（前385）“韩伐郑，取阳城”，即颍川阳城，说明这一阳城在战国初年已经存在，比《孟子》和《竹书纪年》写定的时间还要早，因此断定这一位于嵩山之阳、今登封县告成镇的阳城即《孟子》等书所说的禹都阳城。著名的二里头遗址，就是在这次考古活动中首次发现的。发现之初，徐旭生先生尚未断定二里头遗址为夏墟，后续的发掘活动，陆续发现了包括超大型中心都邑、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的文化遗址群落和众多的墓葬、随葬工艺品，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十分发达，初步具有了国家的形态。根据考古年代学的研究，考古学界断定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属于夏代中晚期，加上二里头遗址所在的偃师正处洛阳和登封之间，恰与洛阳的“有夏之居”和登封的“禹都阳城”古史记载相呼应。因此，尽管考古学界还有种种争议，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遗址的说法却早已在学界和民间扎下了根。有货真价实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作依据，豫西夏墟说越发成为颠扑不破的公论。
一、高唐的阳城
《孟子》“禹居阳城”之说，是徐旭生以及后来的学者断定二里头遗址为夏墟的主要依据之一。徐旭生认为《史记》中韩文侯二年（前385）伐郑取阳城的记载，所言阳城即颍川阳城，为古书所见最早，因此断定该郑国阳城即为孟子所说禹所居之阳城。其实，徐旭生的考证并未穷尽源头，颍川阳城之见于记载远在《史记》之前。《左传》昭公四年（前538），司马侯对晋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预注“阳城”云：“在阳城县东北。”即旧址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的阳城县。
禹都颍川阳城说的来历，沈长云先生《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一文曾有详论。他指出，“禹都阳城”的说法，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和《孟子》，但无论是《孟子》抑或是《竹书纪年》，对阳城的地望均无说。禹都阳城在颍川之说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学者赵岐。“今天不少人信从禹都阳城在颍川的说法，查这种说法不见于较早的古籍，《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城下也没有‘禹都'的字样。东汉末年赵岐给《孟子》所作的注是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的记载。他这样注释的依据无从知晓……其后韦昭在给《国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作注时又提到禹居阳城在嵩山附近。他把崇山认作汉时的嵩高山，既然夏的兴起是与崇山联系在一起的，他因而想到了嵩高山下的阳城，说‘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这样，崇山、阳城这两个与夏有关的地名似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正是今日许多学者对颍川阳城说深信不疑的依据。其实，韦昭将《国语》崇山当作嵩高山是错误的。嵩高山即今河南嵩山，它的古名叫太室山、外方山，在先秦时代，尚未有人将太室或外方称作嵩高山的，更不用说称作崇山了。‘嵩高’一词来源于《诗·大雅·嵩高》，本来是作形容词用的，用来形容岳山（在雍州）的高峻貌的……后来汉武帝礼登太室山，易名太室为嵩高中岳，于是河南才始有了嵩高山的山名。这件史实，早已由顾颉刚、王玉哲诸先生揭发出来。”但沈先生据《世本》宋均注“（阳城）在大梁之南”，断定禹都阳城在大梁(今开封)南，根据亦不充分。实际上，沈先生自己后来即放弃了大梁阳城之说。
沈长云先生后来撰《禹都阳城即濮阳说》，指出古代以阳城为名之地有数处，除人们常提到的颍川阳城、泽州阳城、大梁以南的阳城之外，还有河南商水以东的楚之阳城、河南方城以东的秦所置阳城、《战国策·燕策》提到的燕国南部之阳城、《战国策·齐策》提到的卫之阳城、《水经·河水注》提到的今山东茌平县附近的杨虚故城阳城。有鉴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只能发生于易于遭受洪水灾害的地区，他认为地处豫东的卫国，毗邻黄河，正处黄河洪水要冲，历史上常为洪水泛滥之地，故卫国阳城最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禹都阳城。“濮阳之称作阳城，史有明证。《战国策·齐策四》记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说辞云：‘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此阳城，《史记·田齐世家》作‘阳地’，《集解》云：‘阳地，濮阳之地。’结合《国策》称‘卫之阳城’一语，是阳城指战国卫都濮阳已是十分明确的了。”
但沈先生此说根据并不充分。《战国策》“阳城”，《史记》作“阳地”，意味着“阳城”很可能即为“阳地”之讹，而“阳地”则并非城名，可能是泛指一个地区的地名。《史记》该条《正义》云：“卫此时河南独有濮阳也。”此时卫国土地主要在黄河以北，其原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已被齐、宋两个邻居蚕食殆尽，唯余都城濮阳。了解了这一背景，则知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意，盖谓齐国只要占领了宋国，毗邻宋国的卫国都城濮阳即成为齐国的囊中之物，其在黄河以北的土地也就触手可及了。水北为阳，“卫之阳地”盖指卫之河北之地，而并非指濮阳。卫都濮阳，濮阳为帝丘所在，屡见古书记载，但古书中从来没有濮阳又名阳城之说。
实际上，沈先生文中提到的最后一座阳城，即位于今山东茌平县附近名为“阳城”的杨虚故城，历来为考求夏墟者罕所留意，沈先生也未加深考，倒很可能是传说中大禹所都的阳城。
据《水经·河水注》，河水流经茌平县之后，“又径杨墟县之故城东，俗犹谓是城曰阳城矣”，杨墟故城俗犹谓之阳城，可见阳城当为杨墟旧址，“杨虚”曾名“阳城”。古人为避洪水，往往在平地之上筑土丘而居，《禹贡》所言“降丘宅土”，说的就是洪水退去以后，人们走下土丘回到地面。古书所记黄河下游都邑尤多以“丘”为名者，顾颉刚先生在《说丘》一文中统计了《春秋》《左传》二书所见春秋时以丘为名之地：“以宋为多，得十一；次齐，得十；又次鲁，得七；又次卫，得六；又次晋，得四；又次曹与邾，皆得三；又次楚，得二；最少为莒与陈，皆得一。总共四十八名，宋与齐都超过五分之一。”可见名丘之地主要见于齐、鲁、宋、卫这几个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国家。鲁西北考古发现的龙山时期古城遗址，多建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之上，即为古人丘居之见证。至今鲁西北犹有很多以台、堌堆为名的地名、村名，很多村庄的房屋为了避免被淹，均建于高出地面的土台上，犹存古人丘居之遗风。《说文》云：“虚，大丘也。”又云：“丘，土之高也。”“虚”通“丘”，虚、丘皆指筑城之基址，故“虚”亦通“城”，杨虚旧名“阳城”，表明其地实单名“阳”，“虚”“城”则为表其地形的通称。
这座位于高唐附近的“阳”城当即见于《春秋》的阳国之所在。《春秋》闵公二年（前660）正月，“齐人迁阳”，杜预注：“阳，国名。盖齐人偪徙之。”阳之所在，杜预无说，盖已不知其处。齐人迁阳，即吞并其地而驱逐其民，阳必为位于春秋时齐国边境的古国。《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云：“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经作“阳”，传作“唐”，字可通。北燕即都于蓟的燕国。此前昭公三年（前539），北燕伯因内乱而出奔于齐，至此齐人送其复国。《春秋》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不言于燕，未得国都。”杜预以阳或唐即西汉唐县（今河北唐县东北），并无他据，盖因其名偶同而附会。此阳或唐，当为齐之边邑，位于燕齐之间，《春秋》之所以不言纳北燕伯于燕，而言纳之于阳，实因阳为齐之边邑，其地近燕，齐人护送北燕伯归国，至阳而止，随后由燕国前来迎接者护送其君回都。《左传》所谓“因其众也”，即谓由众人在阳邑将北燕伯迎回，文义本极清晰，杜预未悉，误以阳或唐为燕邑，并附会于汉之唐县。
春秋时，燕在齐西北，两国以黄河为界，齐人护送燕君归国，必由齐国西境河上的津渡过河。春秋时，齐国西境滨河有高唐，高唐为齐边境重镇，燕君由齐渡河归国，必由高唐。《左传》所谓“唐”，当即高唐，《春秋》称之为“阳”，则阳即高唐，然则，高唐即阳城，亦即春秋初阳国所在，《水经·河水注》提到的杨虚故城或阳城就在高唐附近。
战国时齐国有地曰城阳，在今沂南县南，或认为闵公二年（前660）齐人所迁之阳即此城阳。《汉书·地理志》城阳国有阳都县，应劭注云：“齐人迁阳，故阳国是。”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齐穆陵辨》云：“齐人迁阳，今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亦从其说，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中即标“阳”国于此。《战国策·齐策六》谓乐毅侵齐，齐闵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即此沂水县城阳，可见，“城阳”的地名在战国时已存在。实际上，城阳之得名，当因其位于齐长城之阳，“阳都县”则因“城阳”而来，其名义及其得名之由，均与阳国无关，故其地必非阳国之所在。
阳国不在沂南，《左传》关于东阳城的记载可为佐证。《左传》襄公二年（前571），齐侯召莱子，莱子不至，“故晏弱城东阳以偪之”。东阳城位于齐与莱的边界（在今临朐县东），在齐国东部，故谓之“东阳”。有“东阳”则必先有“西阳”，“西阳”当在齐国西境，当即高唐的阳城。至于沂南之城阳却在临朐的东阳正南，不在齐国西境，故知阳国必非城阳。
综上所述，足证阳城为春秋齐国古城，原为古阳国所在，鲁闵公二年（前660）为齐吞并。“阳”“唐”字通，故阳又名唐，即后来的高唐城。
位于高唐、茌平间的这一春秋阳城，不仅见诸记载远远早于颍川阳城，且就地理而言，高唐阳城地处黄河下游，正为兖州洪水之咽喉、治水之要害。而颍川阳城则在嵩山之阳，不仅地势高亢，而且与黄河之间隔有嵩山，非黄河洪水所能波及，显然不是洪水泛滥之地。大禹为传说中的治水圣王，大禹传说的发生地，以及传说中大禹的诞生地和定都地，必在洪水泛滥之域。明白了这个道理，则不难认识到，高唐所在的黄河下游较之颍川所在的嵩山之阳，更有可能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发生地，因此传说中大禹的都城，当是高唐的阳城而非颍川的阳城。总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抑或从文化记忆上，高唐阳城更有资格成为传说中禹之所都。况且，禹居阳城的传说最初出自孟子，孟子为邹人，经常奔走于齐、鲁之间，高唐、茌平间正为齐、鲁交通所必由，必为孟子足迹所经、闻见所至，当地历史传说当为其所耳熟能详，他所说的阳城，自然更有可能是高唐的阳城，而不会是嵩山之阳的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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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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