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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鲧作城
那么，夏人以“阳”或“唐”自名其国，又有何意味和来历呢?上古时期的地名，原本多非专名，而往往是源于表示地理特征的名词。古人卜地而居，其生产生活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地形、地貌的知识，并因此形成了众多表示不同地形、地貌的名词。《尔雅》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即记录了大量此类地理名词。如《释丘》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崐崘丘。”《释山》云：“小山，岌。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敦丘、陶丘、融丘、昆仑丘以及峘山、峄山、蜀山等皆为地形名词，后来都转变为指称特定地方的专名，即地名。“阳”“唐”作为地名或国名，最初很可能也是源于表示特定地形的地理名词，而其作为地理名词的含义，则蕴含了以之为国名的夏人对其所处地理环境的认知和记忆。
《说文》云：“阳，高明也。”《释名·释丘》云：“锐上曰融丘。融，明也；明，阳也……丘高曰阳丘，体高近阳也。”可见“阳”本义谓高而明朗，阳丘即高丘。《说文》云：“虚，大丘也。”丘、虚义通，故“阳虚”亦即“阳丘”，“阳虚”本义当指高丘。至于“唐”字，《说文》云：“塘，隄也。”又云：“隄，唐也。”“唐”与“隄”同义，“唐”即“塘”的本字，则“高唐”本义当即指为高堤环绕或建于高丘之山的城市。“唐”“阳”通，“阳”为高丘（虚），则所谓“高唐”亦即“阳虚”，“阳”为其本名，“高唐”当为后起之名，在“唐”前冠以“高”字以强调“阳”为高丘之义。阳国、高唐之得名，当源于其为居于高丘之上的城邑。
《禹贡》谓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兖州地处黄河下游的九河之冲，地势低下，水患频发，百姓为避洪水，不得不筑丘而居，只有在九河既道、洪水退去之后，百姓方得以“降丘宅土”，从高丘下到平原。鲁西平原的众多古丘遗迹以及众多以堌堆、台等为名的地名和村名，就是先民们为避洪水筑丘而居的遗迹。从1950年代末开始，考古学者和文物部门对鲁西地区的堌堆遗址开展了长期的调查和发掘。据统计，截止2000年以前，在鲁西南地区已发现156处堌堆遗址，这些遗址均为平原上突兀而起的土丘，其中有大汶口文化遗存者8处，龙山文化80处，岳石文化24处，商代107处，西周21处。可见，鲁西堌堆遗址开始于大汶口文化，鼎盛于龙山文化至商代，周代开始衰落，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废弃，从大汶口至商周之际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土丘上一直就是人类聚落所在。这意味着在龙山至商周之际这段时期，鲁西平原肯定洪水频发，当地居民不得不筑丘而居以避洪水，进入西周以后，洪水灾害开始减少，洪水退去，民众方“降丘宅土”，从高丘下到平地居住。可见，堌堆考古所反映的鲁西洪水的地域和年代足以与《禹贡》记述的兖州洪水和大禹治水传说的地域和年代相呼应。“高唐”“阳城”等地名之得名，当与居住于河、济之间的兖州先民为避洪水筑丘而居的习俗有关。
传说造城技术为禹的父亲鲧所发明。《吕氏春秋·君守》云：“夏鲧作城。”《世本·作篇》亦云：“（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引）《淮南子·原道训》云：“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鲧是城市建设的祖师爷。古书所谓“城”，指城郭，即围绕都邑的城墙。在神话中，鲧的主要事迹是与禹前赴后继治理洪水，古人把造城之功归于鲧，耐人寻味，这自然是因为古代城郭的主要作用即为防洪，古人筑城而居，正与其筑丘而处一样，均为洪水所迫。《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云：“鲧堙洪水。”《国语·鲁语》云：“鲧鄣洪水而殛死。”鲧筑城与鲧堙洪水，实为一事之两面。筑城即为堙洪水，堙洪水则必筑城，城郭亦即堤防，鲧是堤防的发明者，因此也自然成为城郭的祖师爷，鲧可视为后世城隍神的前身。《管子·轻重戊》云：“夏人之王，外凿二十图片，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即将疏浚洪水与城郭的发明一并归功于夏人。
古书中提到鲧堙洪水，往往将他与禹治水对立起来，谓鲧以堙塞之术治水，不懂疏导之理，益发加深了洪灾之祸，故受到舜的惩罚，而禹吸取鲧的教训，易其父的堙塞之术为疏导之法，治水大业方告厥成功。实际上，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鲧、禹父子的治水办法并无二致，用的都是堙填的办法，《山海经·海内经》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布土就是在洪水中填土筑造高丘。《海内经》又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被上帝治罪，不是因为他不懂疏导之理，一味布土堙塞洪水，而是因为他未经允许盗窃了上帝的宝物息壤。鲧、禹布土定九州，《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州的本义即谓水中的高地，“州”的甲骨文即象流水环绕土丘之形，九州其实就是九座水中的土丘，“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本义不过是说鲧、禹在滔天的洪水中造出九座高丘，让百姓居于其上以避洪水。《山海经》对禹造九州的业绩有富于神话色彩的写照，《大荒北经》云：“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繇或相柳是一条人面蛇身的九头巨蛇，它以土地为食物，大禹造的九州之土皆被它吞噬，凡其盘踞、蹂躏之地，皆变成薮泽。相繇显然就是洪水的象征，禹杀相繇，就是治理洪水，他治理洪水的办法，无非是在渊泽中掘土筑造丘台，经过再三努力，方始大功告成，禹筑造了九座高台，这九座高台也就是九州。可见，鲧、禹父子前赴后继，从事的是同一种事业，即在洪水之中建造土丘以避洪水之害，《楚辞·天问》云：“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可能就是据《山海经》关于鲧、禹相继布土定九州的记载而发，“纂就前绪，遂成考公”，说明《天问》的作者很清楚禹和鲧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同，治水之法一脉相承。
“唐”“阳”本义相通，皆谓筑丘而居，鲧和禹所为相同，都是筑丘避水，然则所谓“鲧作城”之说与“禹居阳城”之说，实为一事之异传，字面虽异，其义无别，均取义于古人为避洪水筑台而居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所记载的禹杀相柳、筑台避水的神话，正是发生于高唐、阳城所在的黄河下游地区。禹杀相柳的神话，见于《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大荒经》和《海外经》两者都是“看图说话”，其文本是对一幅地图中画面内容的记述和解说，两者内容高度重合，说明这两幅地图所反映的地理景观和地域范围也差不多。笔者在《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考》一文中说明，《大荒经》版图所反映的地域范围实与山东版图相表里。《大荒经》四面环海，反映的正是上古时期山东地区的地理状况，山东半岛北、东、南三方都有海，即《大荒经》版图中的北海、东海、南海，山东西方虽无海，但山东西部地处黄河下游洪水泛滥之区，自古就有分布着众多湖泊沼泽，其中最著名的为大野泽，《大荒经》版图中的西海即鲁西的大野泽。《大荒北经》记载了“河、济所入”的北海、姜姓的“北齐之国”、“釐姓”的大人之国，“河、济所入”指鲁北博兴附近的黄河、济水（今小清河）入海口，姜姓的“北齐之国”当然就是临淄的齐国，而“釐姓”亦即莱姓，莱姓的大人之国指胶东半岛北部身材高大的莱夷。诸如此类的记载，均足以表明《大荒北经》所记为山东北部、渤海之滨的地理。禹杀相繇的场景见于《大荒北经》，在“河、济所入”以西，意味着这个神话的发生地即在鲁西北的黄河下游，而相繇“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云云，反映的实为鲁西北黄河三角洲地带洪水泛滥、薮泽广布的地理状况。
西周实行封建制，封建同姓亲戚以蕃屏周王朝，而《大荒经》记载了众多的方国族姓，这些族姓大都不见于周代，《大荒经》反映的这种族姓众多、方国林立的情况只能见于西周之前，意味着《大荒经》古图当出自商人之手，反映的是商代的地理、历史状况。《大荒经》记载的四方风和四方神，已出现于殷墟卜辞之中，更足以表明《大荒经》版图保存了商代的文化记忆。《大荒经》所载鲧、禹布土定九州、禹杀相柳湮洪水的故事，也当是商人的神话。这说明，早在商代，在鲁西北黄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鲧、禹布土治水的传说，而这个传说所反映的不过是鲁西北地区的先民们为了逃避洪水灾害而筑丘以居的传统。
1990年代，考古学者在鲁西北地区发掘了十多处龙山时期的城邑遗址，其分布大致环绕泰山西北麓，西南至大野泽畔的梁山、郓城县，西北至高唐、禹城县，东北至济阳、章丘，大致相当于《禹贡》所谓“济、河惟兖州”。张学海先生根据这些古城遗址的分布，将它们划分为阳谷-梁山聚落群、茌平-东阿聚落群、禹城-济阳聚落群三组，每个聚落群都包括一个中心大型城址和多个中、小型城址。这些古城大都建造于高出地面的天然形成或人工堆积的台城之上，四周则环绕夯土城墙，如其中规模最大的阳谷县景阳冈古城，即建于景阳冈之上，四面环绕城墙，长约1150米，宽300—400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内还发现大、小台基遗址两座，大台基面积9万多平方米，小台基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两座台基是利用原自然土丘对其顶部及周边修凿而成，原本当系宫殿建筑或宗教建筑之所在。这些龙山古城址均距今黄河甚近，在古代亦当去黄河不远，当时必多水患，因此，古城大都建于高出地面数米的土丘上，四周环绕夯土城墙，其防洪功能一目了然。鲁西北地区这些龙山古城址的发现，说明在相当于传说中夏朝时期的龙山时期，这一带的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社会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原始城市，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可能已出现由多个城邑部落联合而成的方国，夏的传说可能就是这一文化的反映。
这些在泰山以西、河济之间发现的龙山时期古城，大都位于古黄河河道沿线，建于天然或人工堆积的土丘之上，正为传说中鲧、禹筑丘以堙洪水的造城技术之见证，为此地可能为夏墟所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鲁西北地区这十多处龙山文化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景阳冈遗址，尤其值得注意。景阳冈位于阳谷县，如上所述，“阳谷”的地名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它和“阳国”“阳州”“唐”“高唐”等一系列与“阳”或“唐”有关的地名，可能就是上古时期夏人曾经居住的地方。景阳冈因为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武松打虎故事的发生地而闻名于世，殊不知，景阳冈有着较之武松打虎更为久远和辉煌的历史，它可能曾是夏人建都之地，位于阳谷景阳冈之上的那座龙山时期古城，可能就是考古学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夏墟之一。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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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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