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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出西方神话的阴影
西方神话学界的神话概念主要是依据古代希腊神话建立的，而且夸大了希腊神话中人与神之间的区别。准确地说，希腊神话即使严格区分人、神关系，也只是人类各类型神话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所以，神话就是“神的故事”这个概念远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神话作品。
当二十世纪人类学的相对主义理论兴起以后，西方中心主义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西方学术界开始从其他文化的立场来重新观察非西方神话材料。以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中研究的美洲博罗罗印第安人的神话《水、装饰和葬礼的起源》（代号M2）为例。村长贝托戈戈杀死妻子，结果小儿子变成一只鸟到处寻找母亲，并在贝托戈戈的肩膀上排泄粪便。粪便发芽，长成大树，压得贝托戈戈难以行动，大受羞辱。于是，贝托戈戈离村流浪，每当他停下休息的时候，就会产生江河与湖泊。因为此前大地之上没有水，所以每产生一次水，肩上的树就小一点，直至完全消失。但是，此时贝托戈戈却不愿回到村子去，他把村长职位交给父亲。后来，副村长追随贝托戈戈，二人最后成为文化英雄巴科罗罗和伊图博雷。他们在流亡中发明了许多服饰、装饰品和工具。由于这个故事解释了水、装饰和葬礼的起源，显然属于世界起源和文化起源的神话。其主人公也具有很大的超自然力量，但是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黑瓦洛印第安人关于日、月和夜鹰的神话更是把日、月都当作远古时代普通的男人。其他土著神话中人神混合的情况还很多，此处不赘。由此可见，神话主人公可以兼具神和人的身份，神性和人性并不是绝对互不相容的。这是区别于西方神话“人、神对立”模式的另外一种神话模式。
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中国古代神话实际上属于非西方神话类型之一，其中神和人的关系呈现出和西方神话神人对立关系的不同面目。春秋战国时代文献中出现的黄帝，在《山海经》和《尸子》中呈现出最高神的模样，有四张脸，住在与人世完全隔离的昆仑山。可是，他在蚩尤作乱的时候竟然无法对付风伯、雨师的大风雨，只好请女魃下凡。这又分明又像个人间帝王。在《尸子》的记录中，孔子就认为黄帝四面实际上是指黄帝派了四个替身去治理四方。因此，春秋战国时代黄帝身上是同时兼有神、人两种身份的。后来，在《史记》等其他古籍中，黄帝成为远古帝王，人类属性更加突出。至今，陕西桥山还有他的陵墓。盘古神话最早记录在三国时代吴整的《三五历纪》，他起源于混沌，开天辟地。似乎完全属于神灵。《五运历年记》说他死后变化为宇宙万物。看来，盘古似乎是宇宙大神。但是，在随后出现的《述异记》中，盘古死后受到人们纪念，坟墓极大。这也说明，盘古在人们心目中是同时兼有神灵和人类两种属性的。作为反面人物的蚩尤也是这样。他有时候是苗民首领，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至今还有所谓“蚩尤坟”；有时候他却是发明兵器的战神，铜头铁额，吃沙石。
由于相对而言，后来出现的记录中，这些神话人物的人类属性似乎增加了，更加“历史化”了。但是，这种所谓“历史化”其实远在商代就开始了。吕微比较了《吕刑》与《汤诰》、《非攻》、《楚语》和《山海经》中记录的蚩尤作乱神话，结果显示：“成书于商朝初年、早于《吕刑》近千年的、同样讲述‘蚩尤——三后’神话的《汤诰》就已经充分‘历史化’了，这提示笔者们，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性质可能原本就是汉语神话的‘本来面目’之一。” 的确如此。历史学家钱穆1939年写成的《中国古史大纲》第一章《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对于顾颉刚的方法与结论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批判。其第一方面是：“（某些）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就是说许多上古史已经丢失，时代越早丢失越多。这是对顾颉刚作为主要证据的“越是远古的人物记录越晚”的质疑。因为文献遗失，今天见到的上古史记录不全，所以才被误以为是后人伪造。其第三方面是：“……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钱穆所谓的“传说”就是历史传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历史人物的确逐步被人们崇拜为神灵。关羽成为伏魔大帝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些事实的存在，实际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特点的表现——不严格区分神和人类，神和人相互转化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出发，就不需要假设所有中国上古史是由神话经过历史化转化而来，也不需要假设中国神话经历了普遍的历史化。因为，中国神话本来就和历史交融在一起。只是历史家强调其人类身份，宗教家和巫师强调其神灵身份，并且各自做了记录而已。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倡导尊重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立性，其实可以更好地全面认识人类神话的普遍性，纠正西方现代神话观的片面性。而过去的中国神话学实践却深陷西方现代神话概念之中，以之为唯一标准，就丧失了利用本国资料修正有关人类神话的普遍理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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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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