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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与“原动力”——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
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或许正是与学界的这种视线移转相应和，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传世俗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更有许多前所未闻或久已失传的俗文学文献再现于世，《清平山堂话本》、《元刊杂剧三十种》等等之类不必俱论，单是对敦煌文献的发现、传抄与刊行，就为中国俗文学研究，打开了一片花团锦簇的新天地。这中间，日本汉学曾经起过特殊的贡献，这不光是指从日本流传出诸如《游仙窟》、《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类重要的中国俗文学文献，而且在许多俗文学研究领域，他们都曾先着一鞭，甚至，用“俗文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这些文学现象，据说也是由日本汉学家最早提出的。[1]此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就。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直接为俗文学进行专门史的研究并取得广泛影响的，当数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对俗文学资料的倾力搜集及其卓然有成，当时无出其右，这方面的情况，郑振铎本人以及旁人有过不少叙述，似已不必置喙，我只想举出两个数据略作说明：其一，1934年6月，郑振铎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6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2]，在这篇主要从资料角度对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的宏观回顾的长文中，郑振铎将三十年来发现的新资料分成11类讲述，即宋元词集、敦煌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歌俗曲、诸宫调、戏曲、散曲、小说、诗文及其它要集，其中除首尾两类之外，差不多都是俗文学的门类。而此前他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1号上发表的另一篇同类文章《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3]里，情形亦复相似，以至他在文末不免自嘲说：“写完了本文，读了一遍，觉得好笑：几乎似在记载个人的一九三三年的购书经过。”其二，关于民歌俗曲的发现与收藏，郑振铎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里说：“由口头的采访纪录，而推广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则似尚未有人。中央研究院所刊的《俗曲总目》，仅录北平一地之所得。”此话说得略有遗漏，当时除刘复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外，至少还有顾颉刚、吴立模的《苏州唱本叙录》[4]已面世，但大旨是正确的，且不说刘复、顾颉刚所搜集者分别为北京、苏州之一地，单就数量而言，顾颉刚所得仅200册；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凭借机构力量，汇集了车王府曲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故宫博物院所藏、史语所所藏以及刘氏个人所藏，共计6000余种；而郑振铎数年来托商务印书馆以及友人、书贾帮助搜集，“总计从汕头、福州到沈阳、汉口各地之所得，总在一万本左右”[5]，其用力与成绩颇值敬佩。他进而准备为之编目甚至印出，可惜这一份资料基本毁于“三一八”战火。不过，当时他倒并不十分失望，因为他相信“好在这工作将来总会有人作的”。遗憾的是，他的愿望似乎一直没有实现，今天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俗曲，主要凭依仍是刘复经手主持的那批资料，而在大陆，便连这一批资料也无缘目睹。
毫无疑问，郑振铎是当时有资格撰写《中国俗文学史》的少数几个学者中的一员，而作为对中国俗文学进行的第一次通史研究，郑振铎自然不会满足于资料长编式的历史堆积，他沉淫既久、蓄积良多，他对于中国俗文学史的认识，是与其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独特认识密不可分的。郑振铎素来对中国文学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是新文学最早的纯文艺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且起草了该研究会的“简章”，其中第二条就说：“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6]据说“文学研究会”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像学术团体似的名字，也竟源于郑振铎对于“研究”一词的个人偏好。[7]1927年6月，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下二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氏有多篇论文入选，其中《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8]是一篇带有纲领性的宏观构建之作。该文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是一大片荒原地带，如今必须在“归纳”与“进化” 两个基本观念的映照下重新垦种，而且主张“最好能把向来最未为人所注意，蔓草最多的地方先开辟起来”，为此，他指示了三条“新途径”，即：“文学的外来影响”、“巨著的发见”和“中国文学的整理”，仔细分析其论述，这三条“新途径”的共同背景即是对小说、戏曲以及其它讲唱文学的重新估价，其中所谓“巨著的发见”，举的全部是这类俗文学的例子。此后，郑振铎还先后办过两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同名专号，它们一以贯之的精神便是郑氏对俗文学研究的推崇。[9]
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出版，其中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去取范围，郑氏的主张十分鲜明。该书“自序” 不客气地说他之所以要编文学史，乃是“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引文着重号为原书所有，下同，不另注）它们共同缺失的，正是俗文学这一大宗。而在郑振铎看来，这样的缺失，是像英国文学史缺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意大利文学史缺了但丁与鲍卡契奥（薄伽丘）一样难以原谅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三”说：“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为此，郑振铎在“例言二”里不无自豪地说：“故本书所论述者，在今日而论，可算是比较得完备的。”不止于此，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绪论”里，郑振铎还进一步将这些长期被人忽视的俗文学、民间文学推许为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他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不避粗率地将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表达的上述两项观点概称为“整个”说、“原动力”说的话，那么，《中国俗文学史》可算是在全面承续这两项观点的基础上，更推导出了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中心的所谓“中心”说。其基本理路是：中国传统向来只尊崇诗文，而世界各国文学史无不以小说、戏剧以及诗歌为中心，所以，那些历来不被重视的内容丰富的俗文学，现在理应得到特别的关注，它们非但是“整个”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又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原动力”，许多正统文学的文体，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诗经》、五言诗、词、曲等等无不如此，因此，“‘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11]
显然，“中心”说可以覆盖“整个”说与“原动力”说，体现了郑振铎对俗文学无比推崇的文学史定位。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观点是郑振铎坚信的，但未必是他发明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就说：“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12]在其“自序”中也把“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看成是自己“辛苦得来”“难保没有错误”的“个人的见地”。虽然胡适所谓“白话文学”并不等同于俗文学，但一般地说，俗文学都属于“白话文学”，大致总是不错的。鲁迅在《门外文谈》之七“不识字的作家”中列举了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学作品，并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13]因此，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说，郑振铎所谓的“原动力”说也好、“中心”说也好，在当时力矫传统弊端的形势下，显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尽管它们在一定学术圈内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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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文史聚焦 200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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