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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位自觉的中华人文精神的体现者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自觉则是自强的基础，没有自觉是难以实现自强的。敬文师是一位大智大觉者，他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著地进取，直达智慧的高峰，永葆理性的魅力。我数十年来在敬文师授业的过程中发现，他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在他处处事事都有一种高度的、清醒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主要来源于他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其中的爱国情操和敬业精神，突出展现了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对人生和历史的深刻体味。强烈的爱国情操是敬文师身上一贯的、闪光的亮点之一。早在他青年时代，就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在致w．爱伯哈特博士的信中，也曾发出过“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这样令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呼号。当我1979年师从先生之后，由于聆听教诲的机会颇多，经常因他那春风化雨般的谈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爱国思绪和情怀而感动。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讲道：“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有些方面阻碍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并不是在每一点上都起阻碍作用。当前，在文化上，要警惕全盘西化的倾向，要提出保卫、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庄严口号，而且要在实践中切实加以贯彻。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否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各个国家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和自然财富，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1986年8月30日在兰州饭店西四楼会议室的谈话)先生的这番言论，直到最近几年才受到了有关人士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先生的敬业精神，在他参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组建中国民俗学会，在北师大组织全国力量编写高校《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教材，以及在强化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他说：“成立学会并不是觉得各行各业的学会都在纷纷建立而去凑热闹，而是为了推进我们的事业。有许多人干，力量当然比少数人干要大得多。”(1979年7月10日在北师大的谈话)他经常提到：“许多同志伸手向我们要东西，来弥补文化知识的不足，这比看到叫化子的伸手还令人心酸。”(1979年7月3日在北师大的谈话)所以，他才颇有感慨地说：“外国一位名人有言：‘人生如朝露，艺术却千秋’；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人生如朝露，事业永千秋’。为了事业，我是拼老命干的!人生是有限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是永存的!”(1979年7月3日在北师大的谈话)当我们谈到他年事已高，是不是可以少招几名研究生以减轻负担时，他说：“我们的同志承担工作任务，首先应从需要出发，不要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招收研究生，当然少一点好，少而精嘛。但今年领导上让我招15名，我还是答应下来了。有人说：‘你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实，我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来考虑这一点的。”(1979年7月3日在北师大的谈话)先生临终前几天，还念念不忘人才培养的重任，他把博士生们召唤到病榻前嘱咐论文的写作，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面啊!1982年先生在一首诗中写道：“八十年华闪电过，平生志业半蹉跎。老怀不作消沉想，禹城春光此时多。”这恰恰反映出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崇高敬业精神，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达到这般境界。
敬文师的晚年，正处于我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巨变时期，各种人文科学的横向开拓，较之纵向发展显得更为突出。所谓横向开拓，是指一种民族文化向别种民族文化借鉴，主流文化向边缘文化靠拢，一门学科向其他学科进行渗透等等。正因为敬文师对这一文化转型的时代特征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体察，才有了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向民间文化学不断拓展的新思路的提出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也才有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条干流”(即上层作家文学、中层市民文学、下层民间文学)分类法的提出。他认为：“三层优秀文化的荟萃，构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灿烂文化。”这不仅仅是为民间文化这门学科争取其应有的学术地位的真知灼见，而且是为亿万普通劳动者争取文化创造权利、大力肯定其历史地位和提高全民文化自觉的深层人文关怀。启功先生称誉他为“人民的学者”，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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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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