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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溯源：文化探索中的女性关怀
文化史与文化学的视角，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一样，在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八九十年代，他的故事研究关注的核心，经常是这样一些问题：故事的基本型式是什么（从古籍文献和口头记录来看）？最初的发源地是哪里？从最初文本发展到今天，故事在形态上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故事中的某些情节蕴含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历史的哪些文化现象（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或者说，故事产生的社会文化史根源是什么？研究故事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史有什么意义？” [14]这一系列明晰的问题意识都源自他对民间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紧密关联的深刻认识。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多篇文章中都谈到，作为一种承载民众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文化现象，“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文化史，特别是文化学，它在我们国家还是相当年轻的学问。文化史及文化学的探究、叙述，自然应该以世界的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为对象，它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既包括上层阶级的文化，更应该包括一般民众的文化。”[15]民间文学“是跟整个历史、社会的事象（各种社会制度、生产活动、风俗习惯等），和各种意识形态或亲或疏地联系着的。”“关于民间文艺起源的问题是这样，关于它的发展及变化问题也一样——不能不从那主要的社会生活中去找寻正确的原因。”不能“拿‘一般文艺学’的原理去解释和评价民间文学”，若如此，“往往就有些行不通，或不免‘削足就履’。”故而，应当采用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民间文学的特点，它本身独特的性质去探索，找出规律。” [16]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探索主张同样渗透在他的巧女故事研究上。譬如在《略谈民间故事》中，他曾经特别强调过，包括巧女故事在内的没有或较少幻想的民间故事，“尽管不是事实的照样记录，却尖锐地表现出产生和流传着它的那种社会的重要现象和实质。……另外（这在意义上是更重要的），它强力表现出过去时代中被轻视和践踏的所谓‘小民’，实际是怎样倔强、自信，是怎样具有智慧、计谋，是怎样富有各种真是的本领！”[17]
如果说，探讨民间故事的社会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是出自钟敬文文化探索的需求，那么，在库藏丰厚的中国民间故事宝库中，独独青睐于巧女故事又源自何处呢？记得前文说过，包括钟敬文在内的许多学者，之所以投身于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热潮，或多或少地都带有新文化运动“重扶贫弱”的时代烙印。
中国悠长的男权社会使女性与民俗文化同样处在了社会的边缘。因而，在民俗文化的传承当中，女性不仅是文化本体的主要部分，而且也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承继群体。对女性的关注，早在北大的歌谣研究中就已显露端倪。当时不少学者的歌谣搜集与研究中，都有相关问题的涉及。如顾颉刚在《吴歌甲集》中的歌谣分类里，便有两类半与女性有关——儿歌、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男子（农工流氓）的歌、杂歌（包括佛婆的劝善歌）等。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也是一例女性歌谣的选集。可见，当时的学者在搜集和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了女性群体，而且作了不少相关工作。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已经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这种女性关怀视角，在钟敬文先生的研究中也占据一席之地。譬如在《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一文中，他就强调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本文所要论述的，只是现代歌谣中所反映的旧时代和新时代妇女在两性结合及家庭生活上的一些真实情形和思想意识。作者希望从这个不完全的论述中，使大家能够更明白封建主义是怎样迫害和摧残妇女的，那些被害者又是怎样看待这种吃人的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使大家更明白妇女的真正解放和幸福，是怎样跟正确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最后，还希望我的这种论述和大家的理解，对于当前贯彻婚姻法的宣传、教育运动能有些帮助。”[18]当然，我们从中能够发觉，钟敬文的这种女性关怀实际上是其文化史和文化学视角的延续，他最终的探究目的仍然是对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它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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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7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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