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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改良运动和另一个日本民俗学会
上述中央政府的统治政策（民政）的转换，是由内务省主导进行的。而文部省也追随效仿了这一方针。仿照内务省出版《民政史稿风尚民俗编》的作法，文部省于大正三年（1914），出版了高野辰之编纂，文部省文艺委员会名义的《俚谣集》[28]。“俚”含有“卑贱”之意，由国家来收集那些迄今为止被鄙视的民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我所知，内务省地方局的宣传刊物《地方行政》中发表“提倡跳盂兰盆舞”一文是在大正2年（1913），这篇署名白峰生文中有如下记述：“明治时代国民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革命”、但是“以进步为名，破坏了古老的良风美俗，引进了不合国情的习惯，这种现象在广大乡村随处可见”，“村里的习俗只要没有大的弊害，就应予以保存。”，“田园之趣不现于形，而铭心间”或“莫以文明开化为名夺我田园之趣”等，开始主张“田园生活的理想[29]”。
一直到明治末都属于取缔对象的“民俗”就这样被转换了价值。这个变化大概起因于日俄战争以后国政出现了僵局，为了打开局面，内务省实施了地方改良运动。以井上友一为代表的内务省官僚，试图借助全国各地的青年会或在乡军人会，强化小学教育，“努力改善地方风俗涵养公德之心”，打破自然村的共同体意识，重新构筑町村建制，在建构“为国家的共同体”之际创制了超越自然村的“乡土”[30]概念。在运动中经常使用的宣传用语是“公共心（公德心）”和“乡土爱（爱乡心）”，“爱乡心”在促进地方振兴的同时，作为涵养爱国心的媒介受到重视。而把对其町村的“公共心”看成是对国家的“公德心”的一种表现。具体对策包括编撰乡土史（郡志村志）的编纂，保存名胜古迹、设立图书馆和乡土室（乡土博物馆），表彰战殁的乡土伟人、善行美绩[31]等。这些措施更进一步发展到昭和初期文部省的乡土教育等。
面对这一作法，同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农政官僚柳田对内务省这种自上而下的统一国民思想和生活文化的做法自始至终坚决反对。他从内务省推进的町村合并、町村的基本方针、集体财产统一管理、神社合祀、神社非宗教论等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批判，还对中央报德社、后起的青年团、文部省的乡土教育等也进行了抨击。他不赞同这种一刀切的作法，认为应该尊重村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采取自下而上的施政方针。对于大正2年（1913）创刊的《乡土研究》，也有必要放在和内务省关系中来把握。同一年，与现在日本民俗学会不同的另外一个民俗学会的《民俗》杂志创刊。此刊在以往民俗学研究中一直被忽视。但是由于上述柳田对旧“民俗学”的批判，也有针对这本刊物的成分，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其概要。
这个以石桥卧波为首的学会成立于明治45年（1912），比《乡土研究》早了一年。这个学会的学术杂志《民俗》以“本杂志的任务”为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研究对象，如：“有个谚语叫‘城中有村’，固然是指城市和乡下文化上所有不同，但是更指即使同是都市的文化，也有高中低之别。而正是低层文化才是国民的思想信仰、生活的本质所在。所以把其作为研究国民的对象是很好的材料。”。“这里所谓的民俗学是Volkskunde之意，研究存在于国民之间的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即传说、童话、谚语、民谣、迷信或风俗、习惯等”。这个“下层低级文化”即“民俗”，是揭示“国民的思想信仰、生活实质”即“国民性”的最佳材料的观点作为这个学会的理论基础，在会刊创刊号的头版的芳贺矢一的《民俗论》中得到阐述。他提出：“大凡一国之国体、政治、法律、宗教、社会之各种组织结构，从某个角度看来，皆为民俗之反映。如不懂民俗就不能了解其国家。”此外，“德国盛行乡土研究，以乡土之言作为国民教育的第一步，可见其也应该是教育的根基”，并追求“延续民俗研究、发挥乡土特色，培养爱国精神[32]”之目标。
这个从东京人类学会分离出来的学会，其评议员以《国民性十论》作者芳贺矢一为代表，其他如坪井正五郎、三宅米吉、三上参次、关野贞、井上圆子、大槻文彦、加藤玄智、吉田东伍、白鸟库吉等都是当时名声鼎沸的人物。实际上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大正8年(1919)公布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制定运动的骨干，他们同时也是该保存学会的评议员[33]，他们也可以说是推进内务省政策的御用理论家。有关把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作为文化遗产的政治史上的意义，高木博志已经有了详细的讨论[34]，从当时的“要培育、发扬我国民性的清纯、娴雅、忠烈、优美的特质。自然感化是最善之法[35]”，以及从“由这一保存思想而引发公德心、爱国心[36]”的讨论中也同样可以明确地看出，那时已经存在把“民俗”看作是近似于“自然”的认识方法。实际上，战后，就连 “民俗”也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在这里也已经形成。在《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柳田所展开的风景论里明确地对这一保存法及支持这一观点的潮流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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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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