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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相对论：“热”与“冷”的再抉择
以上的案例表明，在亨廷顿提出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文明冲突说”之前，历史上真实存在至今的是文明与原始的冲突。冲突中的文明一方总是扮演帝国主义的角色，对原始一方实行侵略、压迫或灭绝。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说”出炉前3年，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已经带着冷战思维偏见，预测了未来世界的二元冲突的基本力量阵营。托夫勒预想中的重要冲突与亨廷顿基于国际关系的预测不同，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是新文明要求进步与发展的势力与要求回归野蛮的中世纪的势力之间的对立。他说：
随着老的工业社会进入混乱状态，已经形成了一些既会摧毁民主制度又会断送经济发展的抗衡力量。在今后的力量转移时期，原始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不再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之间进行。而是在21世纪的民主和11世纪的黑暗之间进行。
这里隐含着一种可以深入实质的因素：即对文明本身的反思。以新文明的世界预言家自居的托夫勒当然无法看到这一点，回顾思想史，特别是人类学的学术史，有可能帮助我们切入由于各种各样的“文明偏见”（不论是亨廷顿意义上的老文明，还是托夫勒意义上的新文明）所掩盖、所蔽障的问题实质。
为什么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被理解为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呢？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一章结尾处向国人提出的问题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回到野蛮？” 好象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国家不论大小和历史传统如何，都只有效法文明-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才不至于“退回到野蛮”。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对非西方国家的这种毒害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那么，解毒的途径如何呢？通过人类学的长时段历史透视，也许能有效地消解作为现代性之基础的发展主义的历史进步幻觉。从这一意义上看，罗宾.克拉克、杰弗里.欣德利的《原始人的挑战》和亚当.库伯的《发明原始社会》这两部书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前者在文化身份的认同方面却以“原始人”为尊贵和理想，借原始文化为镜，反思批判西方文明的失误和偏向。书中提出，西方人被卷入到无法控制的技术社会自我膨胀之中，就好象刹车失灵的机动车冲向山下，无法阻挡。既然社会现实的发展完全不同于理性所预期的那样，那么西方人自我炫耀的理性本身就显得荒诞起来：我们可以对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所谓现代社会的“非常态性质”（atypical）有所察觉。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去轻视占了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九的狩猎采集人及其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化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那就难免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资源，带来生态毁灭的灾难。 无独有偶，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景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自本历史体系之始，资产阶级企业主们即不惜一切代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一大具体的代价就是不断扩展的全球性生产破坏了生态基础。由于企业主们不恢复生态基础，而（世界上）也没有一家政府打算征收足够的税赋用以恢复生态基础，因此世界经济的生态基础一直在不断恶化。” 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在70年代预测技术社会还有200年寿命，华勒斯坦鉴于90年代的生态恶化新情况，预测在未来25年内就会有重大事变发生：
2000-2025年间的扩张因而将缺乏必要的生态基础。可能会有三种结果。扩张终止，世界体系的政治崩溃随之产生。生态基础进一步恶化，地球难以按照自然法则继续存在，同时又有诸如全球变暖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或者是净化环境、限制使用和再生运动，这些将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照此估计，现代性的自我确立在过去几百年中已经透支了经济发展的潜力，我们如今已经走到了亡羊补牢的境地。华勒斯坦所忧虑的改善环境的巨大代价指的是南北对立和贫富悬殊加剧带来的紧张。其结果不是世界的政治体系崩溃就是地球生态体系的崩溃。此外还有另一个把世界引向“混沌”的危险因素就是：难以预测的类似爱滋病的全球性疾病流行。据此，华勒斯坦认为在2050年前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还无法推知。在这里，可以明确看到，当今学者对文明前景的不乐观看法如何回应着人类学家早年的预测。
一旦对文明进步的幻相有所警觉，那么接着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深入的反思：这种幻相是怎样扎根到人们头脑中的？可以说，5000年来的文明史是培育这种幻相的温床；而300年来加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则使人们彻底忘记了文化之根，大大助长了要求快速变革以满足物欲的反常心态。吉登斯说：“就人类漫长的小规模狩猎和采集生活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来说，历史是静态的而不是变动的。阶级分化社会，即农业国家或农业‘文明’的产生，标志着与此前的历史截然不同的一种突破。诚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这些社会是‘热性文化’，它们以先前不为人们所知的的动力为标志。就这些社会而言，历史不但是文字史，而且我们也更有理由认为它们意味着社会变迁。” 吉登斯在下文中批评马克思的失误说：“他谬误之处在于假定，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与其他阶级分化社会相比，更具动力或更具‘进步性’。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社会变迁的步伐才变得真正引人注目起来。在过去不到三百年（至多是三百年）的时间里，变迁的迅捷程度、戏剧性程度和范围，均是先前的任何历史变迁都无法比拟的。”这就是所谓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社会秩序。三百年前它初露苗头时，谁也不曾料到它会在迅速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把人类引向利用高科技手段彼此“大屠杀”的境地。即便是亡羊补牢，我们也非常需要彻底的反思，不能再误用变迁社会的价值标准来催促人类的“发展”了。吉登斯所引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对比喻，也有助于说明问题：
原始 = 冷性文化
文明 = 热性文化
原始、野蛮、落后、停滞、不发展、不发达、等等，无非都是以热性文化的社会变迁尺度来衡量、评判冷性文化所得出的结果。从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这样的判断当然是成问题的、具有极大误导性的。人口膨胀是无限的，人的物欲膨胀也是无限的；而地球只有一个，资源是有限的，与人共生的生态物种是有限的。在这种“有涯”与“无涯”的必输赌注中侈谈什么“可持续发展”，无非是给自己走向不归路壮胆打气而已。
这，就是我们反思“文明/原始”这对关键词而引出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认识。希望籍此呼应人类学再启蒙的时代任务，有助于人们走出文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新愚昧。
一个世纪前，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1849-1912)对决定离开文明社会前往塔西提岛的法国画家高更写信说:“我不能理解你的艺术,也无法喜欢它。”在他眼中，高更是对这个文明世界深恶痛绝的野蛮人。
高更回信说：“你的文明世界使你苦恼。我的野蛮作风却使我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既非居维埃、也非任何植物学家所能发现的世界，将是一个乐园，但我只能勾勒出它的轮廓。从轮廓到梦想的实现还遥远得很，那又何妨？对于幸福的设想不是对涅盘福境的滋味先尝到一口了吗？”
这位率先放弃“热性文化”的文明进步偏见的西方艺术天才，也许比人类学家更早地树立起认同“冷性文化”即原始社会的伟大榜样。我们都清楚，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已经根本不可能象高更个人那样复归原始或归真返朴了。但是有待于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追逐“增长癖”的西绪福斯式苦役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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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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