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这一特点，钟敬文并不否认，他还曾经开玩笑承认说自己属于“文化史学派”。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历史的特别关注，使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带上了浓重的历史感。
钟敬文的这一学术思想和特点的形成，自然与民间文艺学学科本身研究对象大多具有历史的传承性有一定关系。大家知道，民间文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经过民众代代淘捡、口耳相传而来的，因而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关注其产生及流传演变的历史，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不过，除此而外，钟敬文的浓厚历史关怀特点的形成，可能还有着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受到人类学派的深远影响。
人类学派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学术界盛行的一派人类学理论，它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社会文化领域，认为现代的高级文化是由人类的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传播起来的。为了把握文化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们多采用“取今以证古”的方法，即运用现代还停滞在较原始阶段的民族（部落）的神话、信仰及风俗，去解释古代或现代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的相关文化、尤其是那些看似“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形；后者是前者的“遗留物”。这派理论的兴趣，往往并不在研究对象本身，而是力图由此探寻并重建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和发展规律。不消说，它打量研究对象的眼光和角度是“历史”的。这派理论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在20～40年代的神话、传说、故事、民俗等研究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像周作人、茅盾、黄石等人，都是它的信奉者或宣传者、实践者。钟敬文在走上民间文艺学道路不久，就接触到这派理论，阅读了一些介绍人类学派的民间故事理论，并运用这派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成为“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据他自己回忆说：
我年青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如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例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27]
不过，据笔者看来，人类学派对于钟敬文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不只限于30年代中期以前。直到他90年代所写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派学说生存的痕迹。[28]
其次，是由于钟敬文对于原始文化的浓厚学术兴趣。
到30年代中期，钟敬文开始逐渐发觉人类学派的局限性——它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比较局部、停滞的现象，而忽视了其他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但由于受影响的程度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民族学、文化史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知识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由于远古文化的学术兴趣和对二者疆界的模糊认识，钟敬文在对于民间文学的认识上，往往把它当成是“民族的精神遗产”，是“文化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具有“历史文献价值”。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学术界思想的解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加强，钟敬文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也进行了清理和反思，其中就包括检讨自己在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界限上的一度混淆不清（《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影响。
钟敬文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但他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上，比较自觉和认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在30年代末期以后。1949年解放后，在全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钟敬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扩大和深化了（《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由此给他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钟敬文逐渐产生了巨大而恒久的影响，成为他世界观以及学术研究上的主导思想。钟敬文曾经由衷地说：“据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是：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等的理解，在我所接触的许多世界性学理中，总的说来，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更有说服力的。”（《新的驿程·自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历史实际、注意历史演变、注重阶级分析等。历史唯物主义从更高的层面上强化了钟敬文原来的注重历史研究的倾向，并且使他日渐自觉地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从钟敬文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例如上引《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在谈到民间文学史、民间文艺学史建设的重要性时，就引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给á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1985）中，他谈及学科史建设的重要意义时，也肯定地说：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国家的思想、学术，都跟产生和流行它的社会、历史的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弄清这种背景和关系，要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它、阐明它是不大可能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钟敬文在写作学术理论文章的过程中，更加经常地使用了历史法以及矛盾法和联系法，这使他后期的学术著作，在方法上颇显出一些特点（《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