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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对于钟敬文的两个重要民间文艺学思想及特点——浓厚的历史关怀与注重实证研究——的主张、表现、影响及其形成原因等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前者使钟敬文的学术研究带上了厚重的历史感；后者使他的文章资料翔实、结论有说服力、风格踏实平易，并使他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时代局限，获得了较强的生命力。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与钟敬文自身的经历、人类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的影响有关。
关键词：钟敬文、思想、民间文艺学、历史、实证
钟敬文（1903- ），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22]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这两门学科最高学术成就的集中代表者之一和杰出的领导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在其长达70余年的学艺探索及教书育人生涯中，钟敬文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思想对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其学术历程及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是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史的必要内容，而且对于学科目前和将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拙文《钟敬文及其民间文艺学思想》（《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中，笔者曾经指出：相对于民俗学而言，民间文艺学是钟敬文跋涉最早、用力最勤的领地；在钟敬文长期的民间文艺学活动中，表现出许多鲜明的学术思想和特点，并就其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强调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倡导多角度的综合研究等三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这里，笔者想继续就钟敬文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和特点——浓厚的历史关怀和注重实证研究——加以论述，以求将钟敬文的学术思想研究进一步推向全面和深入。
一、浓厚的历史关怀
钟敬文的历史主义思想在他长期一系列的民间文艺学学术活动——无论是宏观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构，还是微观的专题研究——当中，都比较浓厚地贯穿着。这首先普遍地体现在他在论述一般民间文学现象或相关学术理论时，往往都会由“历史溯源”讲起，交待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等等。不过，具体地讲，他的这一思想特点还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强调民间文学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历史教育价值、重视民间文艺学史的建设、专题研究多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进行等。
民间文学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具有种种实际的功用，同时，对它进行搜集和研究也有着多种学术和现实的意义。这一点，钟敬文在他的著述中已多有指出。在谈到民间文学客观上具有的各种价值时，钟敬文经常特别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强调它对于社会文化认识的“史料”作用。在他看来，民间文学不仅是现实中生存着的活文化，是时代的回响，同时，作为过去和现在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悲欢苦乐的真实反映，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真切的民众的生活和历史资料，蕴藏着无价的民众心理。因此它是民族的可贵“精神遗产”，是了解过去社会真相的“一种历史的忠实纪录片”和新社会生活、制度和道德、风尚等的“一面明镜”，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因此，对它的搜集和研究，在人文科学诸领域具有十分广阔的使用范围，可以“裨益历史科学的著作”，给普通社会史、文化史、文艺史等，供给丰富而真实的史料。[23]
民间文学的教育功能，也一直是钟敬文十分重视的。其中，他一再指出民间文学的历史教育作用是不容忽视乃至于不可替代的。他说：“我们需要认识当前世界的文化现状；同时也必须知道、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祖宗的生活历史，以及他们的文化和思想的历史。而民间传统的文艺，正是这种文化史资料的一个构成部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教养，不但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好的文学家，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教养来说，也是有缺陷的。”[24]
钟敬文在民间文学宏观体系建构上的历史主义思想，还体现在他对于民间文学作品史和学科史建设的重视。在钟敬文数次谈到系统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立时，都提出了作品史（各种体裁的或综合的）和学科史（理论史，如神话学史、歌谣学史、民间文艺学史等）是这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切人文现象及关于它的理论、见解，都有它的起源、发展、演变，乃至于衰亡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以研究民间文学现象为职志的科学体系中，就应有探究和论述这种现象本身的历史和关于它的理论、见解的历史著作。这种著作是科学的民间文艺学结构中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我们的学术界里，这方面还是一大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为了填充这一空白和缺憾，他率先垂范，在60年代初期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倾注心力写作了系列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长篇论文，为近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清理作出了拓荒性质的贡献。在这一系列的论文中，钟敬文谈到他对于研究学科史意义的认识：“我们是历史主义者。我们要创造灿烂的新文化、新学术，是不能不吸取、消化长期以来千百万人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我们又是历史公正的评判者，有责任给过去学术上的活动和成果做出科学的总结。”（《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科学史的阶段，不但对近代整个学术史的了解是不完全的，对于我国整个民间文艺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了解也将是有缺陷的。”（《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钟敬文对于学科史的重视，一是出于学科系统建设的需要；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历史的重要意义的清醒认识。
近20年来，钟敬文对于学科史的兴趣并没有稍减，还以高龄之身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1979）、《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1981）、《60年的回顾》（1987）、《30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调查采录工作—它的历程、方式及成果》（1988）、《“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1989）等多篇论文或讲话。以至有人认为：民间文艺学科学史是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里用力最勤的两个领域之一。[25]
与这种整体上的历史观相呼应，钟敬文在微观专题研究上也显示出很强的历史探索特点——他对于民间文学、特别是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往往注重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进行。
在民间文学诸体裁中，钟敬文关注最多的是叙事性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以及狭义的故事，他在这一领域里的勤奋耕耘和杰出成就，使他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对于故事，学者们关注的内容不同，研究方法也多有差异。从民间文艺学建立至今，已有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民间故事进行分析。钟敬文则善于从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故事研究。从二三十年代直到八九十年代，他的故事研究关注的核心，经常是这样一些问题：故事的基本型式是什么（从古籍文献和口头记录来看）？最初发源地是哪里？从最初文本发展到今天，故事在形态上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故事中的某些情节蕴含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历史的哪些文化现象（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或者说，故事产生的社会文化史根源是什么？研究故事，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史有什么意义？……例如常为人们称引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盘瓠神话的考察》（1936）、《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1934）、《蛇郎故事试探》（1930）、《中国民间故事试探》（1930）、《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1933）、《为孟姜女冤案平反》（1979）、《刘三姐传说试论》（1981）、《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等，虽然探讨的专题不同，研究内容也各有差异，但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大都有上述共同点。那篇因他忙于学科整体建设而始终没有写成的《女娲考》（或《从女娲神话看我国原始社会史》），也是打算通过女娲在神话中的种种活动，去论证这位女神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26]直到最近，他在指导学生研究中国的“巧媳妇”故事时，也仍然主张以探讨故事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史价值为内容。可以这样说，钟敬文从故事研究中经常看到的，是一幅幅历史上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图画，是人类社会文化发生和演进的“迁移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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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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