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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题目“‘内在的'与‘外在的'民间文学”借用了上个世纪初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组命题。索绪尔提出，语言学应当被进一步区分为“内在的”语言学和“外在的”语言学（或翻译为“内部的”和“外部的”语言学）。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里，索绪尔用国际象棋的例子区分了语言的“内在性”和“外在性”这两个概念，他说，“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4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内在性”和“外在性”是语言学对象的两种不同的规定性。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指出，影响语言活动的外在性因素包括政治、民族、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如教会、学校教育，甚至文学等等，但是，各种外在性因素都是与政治“分不开的普遍现象”。5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外在性主要是指的外在于语言规则本身并影响了语言活动的“广义的”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索绪尔的“外在性”概念可与“政治性”互换，而语言的“内在性”则是指摆脱了外在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干扰”的内在于语言系统的规则规定性。炳谷行人认为，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未被察觉的）内在于历史语言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6这种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索绪尔之前，欧洲的语言学主要是研究历时性语言现象的历史语言学，其代表性人物是研究神话的缪勒和研究民间文学的格林兄弟。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有两大研究方向：研究语言规则的语言学和研究语言活动（索绪尔称之为“言语”）的语言学。语言规则是共时性的，而语言活动是历时性的。共时性的语言规则可与语言主体无关，但是历时性的语言活动则是语言主体的行为实现。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中有语言主体还是没有语言主体，其间的差别相当之大，因为价值观点和政治立场等影响语言活动的外在因素都是内在于语言主体（但不是内在于语言规则）的。所以，在索绪尔之前研究与主体相关的历时性语言活动的历史语言学就是一门充满了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的人文学术。有鉴于此，索绪才提出了“内在的语言学”的思想，把语言本身（而不是作为语言活动的言语）看作是无主体的规则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规则属于广义的“社会制度”的一种）。索绪尔心目中的语言没有明晰的时空界线，尽管语言学研究必须借助英语、德语、法语等具体的民族语言，但是内在的、共时的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英语、德语或法语，也不是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古语，不是地理中的任何一种方言，而仅仅是语言自在的（自主的和内在的）普遍性和共时性规则系统。
言及于此，有人会提出质问，本文讲的是民间文学，那么文学是否可能脱离主体而独立？是否可能摆脱政治因素等外在性的影响？索绪尔不是已经将文学语言排除在了内在性的语言学对象之外了吗？不错！文学的确难以脱离主体而存在，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但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要在文学史中发现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站在索绪尔对“内在性”和“外在性”加以区分的学术立场看，这就是一个矛盾（历史中具体的因果关系绝非普遍的因果规律）。也就是说，如果当文学的主体处身于文学史的活动之中，而文学主体又不可能不做出价值判断，于是面对已做出了价值判断的文学主体及其投入的文学活动，一旦你不能截然划分文学的活动与文学的规则，你也就不可能对文学的内在性规律做出客观性的判断，因为你的研究首先就无法趋向于无主体的、非价值的也就是真正属于客观性的对象。至少从索绪尔的立场看就是如此。
在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完全赞同索绪尔的说法，为了使民间文学研究成为价值中立的学术而诉诸内在性的研究对象就有可能发展一种纯粹“内在的民间文学研究”。对于“内在的民间文学”的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我只是在讨论之前先提供一个借以讨论的参照立场，也就是说，用含有“内在的”和“外在的”的这一组对立概念的命题作为我们的观察视角来分析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之所以选择索绪尔的概念、命题作为我们讨论的前设条件，是因为索绪尔的语言学批判直接针对的是19世纪德国的历史语言学。我们知道，在起源上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语言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本是一对双胞胎，而在中国的五四，现代启蒙主义兼浪漫主义的民间文学学术在崛起时也有鲜明的历史主义研究倾向。“索绪尔之所以拒绝肯定的或界限分明的语言观念，目的在于拒绝同语言相关的‘主体'，因为主体从一开始就锁闭在民族之内。”鉴于“在索绪尔之后存在的只有外在语言学”，7因此借助索绪尔的批评武器也许仍是我们今天需要补习的功课，大概这样做的结果能使我们更清醒地理解自己学科的问题性所在。当然，在我们讨论的后半部分还需要对索绪尔的命题进行一定的转换，因为索绪尔的命题主要是针对研究对象的思考，而这对于今天的学术反思来说已经不够用了；经过转换的索绪尔的命题，我们在用以分析研究对象之后还将用以分析研究的主体（研究者）。也就是说，索绪尔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用研究对象的“内在性”保证研究本身的“内在性”；而我们的讨论所要增加的问题是：研究主体的“外在性”无法保证研究本身的“内在性”。这话听起来有些同义反复，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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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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