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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钟敬文先生重点抓民俗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对于历史民俗学给予较高的位置。1986年末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谈到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民俗学原理；第二，民俗史；第三，民俗志；第四，民俗学史；第五，民俗学方法论；第六，民俗资料学。他将这六方面又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理论的民俗学；第二，历史的民俗学；第三，方法及资料的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的名词第一次被钟老概括提出，并被视为民俗学结构体系的三大门类之一。他对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目的与方法进行了深入地论述[2](P33-47)。
钟先生不仅对历史民俗学作理论的阐述，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进和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断呼吁人们重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而且，他在学科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上有意识地加强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力量，以适应中国民俗学整体建设的需要。
钟先生在博士生培养中，特别强调学术史的讲授与讨论，新生的第一门课是“民俗学导航”课，在导航中历史民俗学是其重要的一个方向。在博士生中，钟先生注意发现、培养历史民俗学研究方面所需的新生力量，他根据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兴趣安排具体课题。在选题上钟先生尽量让他们选择民俗学史上的关键处，每一个题目力求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从而推进民俗学史的整体研究。学生的工作大多是钟先生学术生命的延伸。根据钟先生的安排近几届的博士生中有多位以民俗史、民俗学史为学位论文的专、研范围，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3][4]。
钟先生重视民俗学史的研究，并且有由近及远特定的战略步骤，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可以从编写近、现代民俗学史入手，以后再分阶段持续努力。这样就有可能在短时期内编裁出一部比较完整的民俗学史。”[2](P42-43)钟先生在新时期以来，坚持他一贯的文化信念，对民族文化的建设格外关注，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民俗学发展方向的把握上。他所进行的学科体系的建构，学术队伍的培养，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民俗学沿着正轨前进。为了丰富与扩大历史民俗学的事业，钟先生屡次呼吁投入更多的人力，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在2000年带头申报了《中国民俗史》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织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从事《中国民俗史》撰著工作，这一工程的预期成果是一部多卷本，共计250万字的中国民俗通史。这说明他对历史民俗学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钟先生的一种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挚爱。他在最近的一次接见“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成员时，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尊重祖国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文化。”“要具有民族的醒觉意识，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命根子。”钟先生语重心长，对我们从事民俗学事业的同仁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我们更觉得对民族文化应有一份义务与责任。
中国民俗学的繁荣滋长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这块沃壤，而历史民俗学在认识、总结优秀民族民俗文化上有它特定的优势，因此，钟先生所倡导的历史民俗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与深远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2]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文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2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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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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