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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看他对历史民俗事象的研究。钟先生是一位强调实证性研究的学者，他很早就开始了对历史民俗事象的研究，1928年他就发表了《七夕风俗考略》一文（注：原文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周刊》第一卷第35、36期合刊。），对中国的岁时节日文化进行探讨；《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是钟先生研究古代民俗的一篇力作，它在国内发表于1937年（注：本文原以日文发表，译文刊于《民俗》季刊1937年第一卷第二期。）。该文从民间对鼠的俗信入手，论及古代与鼠有关的法术和中国关于鼠的民众传说，通过对有关鼠的民间传说剖析古人的思想，这体现了钟先生一贯坚持的文化史的研究思路。钟先生本着“理解人类过去智的生活进展史，更为着理解人类过去一般的生活的进展史”这样一种学术宗旨关注着历史民俗的研究。
值得说明的是钟先生对历史民俗的重视不仅在他开展了具体的历史民俗事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现存的民俗事象时常常有一种历史文化意识，他注意抉发民俗事象的源头，以求对事象的真正理解。如1931年钟先生在《开展》月刊（10、11合刊）上发表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一文，就是从作为娱乐的斗牛风俗谈起，比较了中国式的斗牛与西班牙的斗牛的不同风格，得出前者是狩猎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这一结论。为了说明中国的斗牛与农业的关系，钟先生就以较大的篇幅回溯历史上的犁耕时代的信仰，认为这是当时春祈秋报赛会祭神时所兼行的风俗。在钟先生的著述中这样的研究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他的中国动植物神话传说起源研究与人物传说等研究中，基本上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贯通古今是钟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这是我们应该特别予以注意的。这也就是他对历史民俗学始终抱有兴趣，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倡导的原因。钟先生这时虽然没有提出历史民俗学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作了大量研究工作。1934年至1936年钟先生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那里更强化了他的历史文化观念。钟先生多篇重要的与历史文化相关的论文，如下面说到的《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槃瓠神话的考察》等就写成于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俗学在1949年之后失去了发展的常态，虽然钟先生在学术逆境中坚持作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写出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等系列分量很重的学术论文（注：系列论文刊于《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但当时只是“地下活动”，民俗学学科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钟先生邀集了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著名教授联名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呼吁全国的学艺界同志，为这门中断多年的学科能够在新的社会基地上迅速发展滋长，为今后提高民族文化的庄严任务，作出它的一份贡献。在这份倡议书中，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地位得到着重强调[2](P623)。在其后民俗学学科重建过程中，钟先生在其学科布局中对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常有适当的安排。
虽然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学者较早关注着历史民俗的研究，但由于多种原因历史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民俗学界还是相对弱小。虽然在上世纪前半叶，出版了《中国风俗史》（张亮采）、《中国礼俗迷信》（江绍原）、《谜史》（钱南扬）等，但专项的民俗史与系统的民俗史研究都很不够，比如岁时民俗是中国传统民俗的重要部分，人们就缺乏对它的深入讨论，一般人讲节日传说，学者只考证它的来源与形成时间，很少有人从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角度去考虑它的生成变化。整体的民俗史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民俗学史相对于民俗史来说，系统性的成果要多一点，比如，近年来，张紫晨、王文宝二位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史》就是较系统的民俗学史著作，具有开创的意义。不过现在还缺少一本具有较高理论意义的、逻辑与历史有着较完满结合的民俗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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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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