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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的类型与比较研究
比较总是基于类别（当然，出于不同的比较目的，“类”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伸缩的），因此，类型研究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只有基于某一共同的标准，具有同类特征的文本才具有可比的价值，否则，就只能牛和马比、猪和狗比，比出一堆毫无意义的结论。
目前学界普遍把牛郎织女划入“天鹅处女型故事”，这一工作起于钟敬文1933年发表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35]。漆凌云曾在天鹅处女型故事的专项研究中将钟敬文的分类进行了细化，把牛郎织女归入到“得妻类天鹅处女型故事”的“沐浴系列”。作者共搜集了45则此类异文，认为“该型式是个典型的复合型故事，融入了我国自先秦以来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毛衣女故事、两兄弟故事的形态结构，有的还把英雄和神女故事、藐视鬼屋里妖怪的勇士等故事复合进来。”[36]
但是，大多数学者因为不懂类型研究，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钟敬文的工作，很少学者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爬，多数学者都是重起炉灶，盲目进行“比较”。有关牛郎织女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牛郎织女与本土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二是牛郎织女与其他国家相近文本的比较研究。
1984年谭学纯《天河恨 长城泪——<牛郎织女><孟姜女>比较赏析》[37]着重从六个方面比较了《牛郎织女》和《孟姜女》：1，比较故事主人公性格，认为前者是追求型，而后者是反抗型的；2，比较两者思想意义，认为前者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后者表现了对封建暴政的抗争；3，比较故事结构，认为前者是牛郎与织女两条线分合交错发展，后者基本是一条线单向延伸；4，比较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是超现实的幻想，后者主要是现实的叙述；5，比较美感，认为前者画面清新瑰丽，后者画面沉郁悲壮；6，比较源流，认为前者源于诗，后者源于史。
1980年代的比较研究，多数还停留在想到什么就比较什么，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学理思考。既不考虑比较的目的，也不考虑比较的基础。这让我想起中山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给学生上课，比较《林海雪原》与《红日》的差别，比较的结果是：1，题材不同；2，人物不同；3，事件不同……下面有个学生马上接下去说：4，封面不同；5，书名不同；6，字数不同；7，作者不同。单项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比较，往往会陷入这种个别偶然的差异性比较，这是大多数“比较文学”很难避免的误区。
1999年李立的《从牛女神话、董女传说到天女故事》[38]通过历时比较，认为“牛女神话在汉代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其为母体，呈现了数个阶段的变异式”，牛郎织女分别变身为董永与天女的传说、弦超知琼传说（《搜神记》）、毛衣女传说（《玄中记》《搜神记》），“每一次变异式发展，牛女神话作为母基因也便随之减少。每一次变异式发展，又无疑使一个与母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的变体获得了生命”。
如果仅从李立所列的样本来讨论，这种归纳也颇有道理，但如果我们认真读过了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李立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大量人神恋“类型故事”中的几则具体个案而已，这一类型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不胜枚举。作者取用的样本数量不足，其结论的可靠性当然也得大打折扣。另外，即使样本数量充足，我们也不能把同类故事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母子”传承关系。
邱福庆《中国爱情文学中的牛郎织女模式》[39]通过比较《孔雀东南飞》和《牛郎织女》，认为“这两个故事的结构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两情相悦—棒打鸳鸯—无奈相离—以另一种生命形态相聚。应该说，前三个环节是人间情爱情景的实象铺叙，而后一环节则很典型地表现出了中国民族特有的情态方式。”作者归纳的“结构模式”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可惜作者未能更细致地在“共同模式”与“具体结构”的比较中对这一模式进行深入挖掘，反而对此展开了“探原分析”。作者的探原分析主要借助了自己对社会、人生与文学的理解，对几个环节进行了文化学的简单阐释，作者试图通过这些阐释说明“《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汉末形成，是现实生活与原始思维模式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故事沉淀着三个重要因素：1、天命意识；2、圆形回归模式；3、男女社会地位成内在美质的倾斜性。《牛郎织女》所形成的这一模式对中国的爱情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红楼梦》。”
作者不了解结构分析与探原分析是互不相容的两种研究范式，强把两者捏在一起，不仅割裂了上下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两者都难以深入，这是作者最大的失策。至于文末武断地认为牛郎织女影响或者延续到《红楼梦》，则更是典型的画蛇添足。
毛雨先在《试论牛郎织女神话》[40]中提出，我国存在着民间版和文人版这两种不同的牛郎织女神话，民间版更古老，影响也更大。通过对两种版本的比较，作者得出了社会地位、婚姻性质、悲剧原因、思想倾向四种不同。
作者所谓的民间版，主要源自袁珂《神话传说辞典》，而所谓的文人版，则主要源自殷芸《小说》。那么，同是署名文人的著作，作者凭什么认为袁珂代表了民间，殷芸却代表了文人呢？作者并没有予以论述。这种划分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理论依据，纯粹是作者的臆想。事实上，我们从郭俊红、郭贵荣撰写的《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文本及传承人调查报告》[41]中很清楚地看到，毛雨先所谓的“民间版”和“文人版”水乳交融地共存于沂源民众的口头传统之中。
陈兰娟《从牛郎和织女到丘比特(Cupid)和普赛克(Psyche)》[42]认为，东西方两个神话“牛郎和织女”以及“丘比特和普赛克”讲述的是同一种故事模式：凡人与神仙相爱。但是两者结局却是迥然不同：牛郎和织女永远被银河相隔两边，每年只能相会一次，而丘比特和普赛克却在众神的祝福中结婚，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什么相似的爱情模式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对这类问题，比较者通常的作答模式是：从东西方爱情与婚姻观念、东西方家庭结构模式、东西方人神关系或者说等级观念的差异等三两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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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文史哲》2008年0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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