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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为新方法的数字技术：知识生产的新范式
一直以来，文本的搜集与历时分析是传统民俗学知识生产的途径，参与观察和共时性分析则是知识生产的另一途径，前者形成了民俗学人文主义传统，后者则成为民俗学社会科学传统。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其知识积累大多建立在文本和田野的基础之上。数字技术则为我们反思知识生产途径的合法性及其局限性提供了机遇。将数字技术作为资料搜集、分类新方法去运用到实践，主要体现在专题数据库建设与元数据标准的生成与定制、数字民俗地图与空间演示系统、知识图谱分析及其可视化呈现等方面。这些尝试使得学科允许和选择何种经验资料进入研究领域并将其转化为研究主题，学科对经验材料进行分类的视角和标准等不言自明的前提，就从知识生产的潜在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学科反思的对象和亟须说明的问题。
（一）专题数据库建设与元数据标准的生成与定制
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以及地方卷本的基础之上，原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持建设了“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这是一个为公众以及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源的数据库体系。该数据库体系后来逐渐扩展至中国节日志、中国节日影像志以及中国百部史诗等领域。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分类，以便于数据的存取，让数据在未来可用，从而促进信息的可获得性，是数据库建设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结构和规则、描述和标识在信息的读取和有效传播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尽管相关研究对此曾进行过讨论，但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一直相对阙如，巴莫曲布嫫的研究则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路径。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中，巴莫曲布嫫等运用数字技术梳理口头传统元数据的基本结构，提出“以事件为中心”的口头传统专业数据库建设方案。该项研究筛选出元数据标准描述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田野数字采集的16类元数据——5类专有元数据、11类通用元数据，为口头传统的专业数据库建设制定了规范和标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口头传统数据库建设，其影响不只是停留在提供未来可供检索、使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资料库，还将引发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例如，16类元数据本身也是口头传统田野作业采集的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标准可能会更好地呈现资料的搜集，与传统文本资料搜集相比它更具有结构性、整体性特征。在数据库的展示、检索、运用和资料的解释上，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的生成与定制研究未来将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二）数字民俗地图与空间演示系统
何彬较早地将民俗地图法引介到中国民俗学界，她以柴田武绘制的方言分布理论示意图和周圈论模式图为例，说明该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精密分析生成理论的过程。民俗地图尝试去揭示民俗事象与地方之间的关联，而此前这一关联为传统的资料收集方式所忽略。数字民俗地图则是指运用二进制编码技术绘制的民俗地图，专题数据库建设为数字民俗地图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则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将中国民间故事三套集成省卷本作为原始数据，赖彦斌尝试绘制数字民俗地图，如“中国民间文艺三集成地图与县域资源分布评估”“北京故事卷精神地图与民众精神世界”等，以探讨民俗空间传承的规律。如果说以往民俗的时间关系为学术界所重视，那么数字民俗地图则提醒我们关注民俗的空间关系，即民俗学的知识生产出现的新转向。尽管赖彦斌的研究更为侧重数字民俗地图绘制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但是GIS、数字技术与民俗地图相结合的初步探索也为数字民俗地图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字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董晓萍研究团队从题材、母题或主题、民间文艺学专家系统等角度对该平台进行空间信息分类，形成了中国民歌集成数字地图、中国民间舞蹈数字地图等空间演示模型，充分展现出数字民俗地图在民俗资源空间信息分类和再现中的显著优势。在中国十部集成志书与参与项目人员田野工作基础之上建立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空间信息系统》，综合运用GIS、GPS和流媒体等技术，借助数字民俗地图将民俗事象还原到其生存空间中进行演示，亦即将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民俗事象重新置于数字技术虚拟的空间中。正因如此，数字民俗地图被视为非遗活态保护的一种途径。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民俗地图及其演示系统同时能够实现文本，以及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的展示。
对维尔德哈贝尔（Robert Wildhaber）而言，民俗地图“不是目的本身”“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一种辅助性的研究工具。这也就意味着数字民俗地图仍然具有潜在的理论生成空间。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数字民俗地图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但它更多体现为一种分类方式和展示途径。在德国历史地理学派和日本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之后，由数字民俗地图生成的理论仍是值得期待的。
（三）知识图谱分析及其可视化呈现
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跨学科间的知识传播，同时也带来其他学科新的分析工具，例如以Nvivo、CiteSpace为代表的新兴计量软件，让民俗学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极大丰富了民俗学的工具箱。如今，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计量分析，在从研究者出发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范式，其长处体现在资料的分类方式和可视化呈现上。《知识图谱分析的可能性与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一文运用Cite Space绘制知识图谱，揭示了相关知识的结构方式及其演化轨迹。如果传统的文本搜集与历时分析针对的是单一文本的知识累积，那么知识图谱则擅长寻找文本之间的联系——以一种结构的方式去梳理文本，即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时区图谱等对文本进行分类。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在关键词之间建立共现网络，进而揭示学术界聚焦的相关话题。关键词时区图谱则能够在关键词之间建立时间序列关系，以动态形式呈现学术积累的纵向演进。知识图谱尤其适用于研究前沿的探索、研究趋势的梳理等。
在林继富和王祺、吴凡文和岳翠杰、高峰和贾恒阳等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学者将知识图谱视为资料的一种分类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目前知识图谱被广泛应用于相关主题的文献综述中，这些主题涉及非遗、农民画、非遗传承人等，以及对研究现状的把握和未来研究的预测上。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正在浮现的研究范式。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知识图谱的运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如果运用不当，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这也意味着，知识图谱分析要与传统的文本分析结合运用。实际上，研究者对于知识图谱的解释和说明，恰恰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细致阅读的基础之上。尽管计量分析有助于呈现文本的整体结构，但是传统的文本阅读在知识图谱的解释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避免知识图谱分析浮于形式的一个重要保障。研究者只有在文本阅读与知识图谱之间来回穿梭、相互印证，才能将知识图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将数字技术作为研究方法使用的三种趋势并不是相互平行的，而是互有交叉，例如专题数据库通常为数字民俗地图与知识图谱提供数据，因此数据库建立的初衷、数据库的共享性与可获得性对数字民俗地图和知识图谱分析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部分数据库建立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研究者，如果能够面向研究者实现数据库的开发、数字民俗地图与知识图谱三者的联动，资料来源的效度将发挥至最大化。对于这一可能性，美国民俗学者已做出有益尝试，坦盖利尼（Timothy R.Tangherlini）就是其中的一位。为了区别传统的近距离研究，坦盖利尼提出“民俗学显宏镜”的概念，即运用整体观视角、远距离的方法关注资料。整体观、远距离是传统人类学秉承的核心理念。在数字技术的支撑和协助下，坦盖利尼及其学生将“民俗学显宏镜”的理念用于“丹麦民俗关联”数据库的开发中，通过寻找数据背后的模式模拟资料搜集的动态过程。尤为重要的是，坦盖利尼研发出一种基于研究者驱动标准的资料分类方式，将时间和空间维度加入资料的可视化呈现中，用地图显示一个地区的主题分布和主题集中度。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数字化归档、分类、索引、浏览，并将分类与资料的索引、研究相联系的这一成功尝试，为中国民俗学带来很多有益启发。
结论
立足于新近的研究实践，本文力图讨论数字技术介入以后民俗学知识生产方式出现的转变。以数字技术引发的新经验为研究对象带来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时也修正了民俗的定义及其特征。口耳相传曾是界定民俗生成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重要性为数字技术所削弱。研究表明，交流或传播是民俗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口耳相传正在成为数字技术传播的基础，数字技术一方面成为传播和再现民俗实践的途径，另一方面又生产出新的民俗实践。此外，制度化力量、市场化力量正通过数字技术通道成为影响民俗实践走向的重要因素。由这两种力量所引发的民俗挪用现象曾经被置于民俗的分类之外，不予讨论，如今它们作为民俗实践的语境重返学术讨论。如果非制度化的传承和传播是民俗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那么如今制度化力量和市场化力量正在改变这一前提。在这种知识生产路径中，民俗不是作为静态的结果而存在，而是以过程的动态形式出现。
以数字技术为研究方法则实现了民俗学资料搜集方式、资料分类方式和分析过程及其展示途径的创新。传统资料搜集方式用纸质文本遮蔽了以其他媒介形式呈现的资料，用文本的时间信息掩藏了空间信息，用个案的深入性替代文本的整体性等。数字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多样化促进了资料搜集方式的创新，使其实现了从纸质文本到影音资料、从文本的时间序列到空间信息、从文本的深描到资料整体性信息的拓展。数字技术的运用质疑了传统资料搜集与分析的合法性，打破了单一资料搜集方式以及分析方式的垄断地位。资料来源不应当只有一种衡量标准，知识生产范式也不应当仅仅立足于一种或两种方式。如今，专题数据库、互联网等正在成为除了文本、田野之外民俗学资料搜集的第三条路径。
分类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过程，它是研究视角的一种推进和体现，同时也决定了知识梳理和呈现的方式。钟敬文曾提醒我们注意材料分类的出发点以及材料分类的多种可能性。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打破传统分类方式，为分类提供更多选择。例如，“中国民俗文献史及其数字化系统管理”项目就根据民众理解和使用民俗的实践对资料进行分类，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计量软件分析则被使用为一种分类和呈现研究资料的新工具。它通过提取频次相对较高的关键词来揭示文本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和模式。在传统的文本分析中，每个文本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分类主要建立在研究者主观性的基础之上，它是否能够有效贴近现实本身是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计量软件分析以定量数据作为支撑能够弥补传统分类的不足，提高知识生产的效度，增强展现结果的直观性和可视性。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统的文本分析，还是数字技术的方法，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研究者需要根据问题去选择方法，方法本身不能够独立存在，两者之间互为补充，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数字技术带来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为我们思考学科传统对于知识积累的影响提供了机遇，因为忽视或者摆脱学科传统对于研究者而言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研究者“并不是将自身的问题域所引发的那部分材料当做‘证据’，而是将他们身在其中的教学传统所恩准和保证的那部分材料视为‘证据’，而且在过多的时候，只是单凭这一传统来确定何为‘证据’”。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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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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