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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当时设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等职，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5年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敬文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批阅完研究生考卷后，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于进步人士云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党的邀请，钟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钟敬文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1954年又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部主任。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54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1957年钟敬文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也被撤销，此后一段时间，钟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开始了学术研究，撰写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学术论文。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钟先生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了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79年钟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1年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并在北京先后六次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及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民俗学学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钟先生还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部分的主编工作。在钟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先生，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人才，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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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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