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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钟敬文相关思想的影响与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
钟敬文提出的“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的相关理论主张与世界民俗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展开的一系列推动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探索基本同步，并为之贡献了中国民俗学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作为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学科规划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学科面临转型危机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俗学是现代学”的理论主张，及时为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学科指明了从长期普遍流行的历史研究取向中解放出来、着力探索当下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民俗现象的前行新方向，拓展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学科研究并服务现代社会的能力，同时还为相关研究贡献了根本性的理论框架——对象、方法、视角与目的，构成了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的基本体系维度。这启迪和开阔了当时以及后来学人的研究思路，至今依然常被引用，成为推动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清晰出现的一系列“朝向当下”转向的理论探索的重要源泉。
不过，钟先生的相关论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从上面的简要梳理中不难发现，他的这一思想多为纲领式、框架性的构想，表述较为简单，大多点到即止，缺乏集中、翔实的理论阐发以及实际案例的实践与展示。这一方面体现了钟敬文善于进行宏观引领和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的学科领导者风范；另一方面，与本文第一部分所梳理的那些世界民俗学界的代表性成果相比，尽管钟敬文也鲜明地提出了“民俗学是现代学”、而不是仅仅研究古代文化遗留物的学问的理论主张，却并未做更深入的、系统的阐释，也未能提供更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和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研究。对于这一局限，韩成艳曾有过含蓄的评述：
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在学科理念上是定位于“当下的”“社会科学”和“生活文化”理解之上的，并试图突破历史文献，以对现代生活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得资料。然而由于当时的学术骨干力量依然是以文史学术训练为主的研究人员，以及学科传统的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有意义的思考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和研究实践中更加具体的操作模式与意见，尚未有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将“历史”与“现实”、零散分布的“俗”与作为主体的“民”整合在一起，因此民俗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化解。
但是瑕不掩瑜，钟敬文有关“民俗学是现代学”的思想在中国民俗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启迪后来者继续推动当代民俗学建设的动力和源泉，直接和间接地促成了当代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限于篇幅，这里仅略举三例，更多相关学术成果容以后再做专文梳理。
高丙中是国内民俗学界最为致力于推动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学者之一，多年来不断推进有关民俗学的当代性的思考，积极促成中国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并为此贡献了“民俗生活”“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等理论。批判学科长期固守的遗留物研究传统，努力将日常生活构建为民俗学的对象、方法与目的，进而阐发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合法性，构成了高丙中诸多研究的核心内容。作为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不仅时常直接向钟先生请教，而且在其诸多研究中，都有对钟先生相关思想的主动继承和发展。他于199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国内外民俗学150年的历史进行了综述，其中多处征引钟先生有关“民俗学是现代学”的论述，并指出“提倡民俗学的当代性，这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在理论上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由钟敬文教授表达出来的”。书中将钟先生的相关思想作为当时与“侧重于历史民俗”的取向不同的、侧重于“当代的民俗”取向的代表，认为“这种主张是有道理的，是有益于民俗学的健康发展的”，但是它“过于简要”，“一直没有给学界带来非常成功的个案研究”，因此主张对此“进一步论证充实”，以“便于人们依据它开展个案研究”。此书进而提出用“生活世界”来统领民俗，用“民俗生活”作为奠定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以此推动民俗研究“从猎奇好古走向现实与人生”，“推动民俗学成为一门具有当代意识的学术或一门当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此书在国内民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自此以后，中国民俗学界逐渐涌现出更多自觉推动学科朝向当下转向的理论探索成果。2017年，高丙中发表了《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一文，再次鲜明显示了对钟敬文相关思想的“继承”“接续”和发展之处，其中指出“钟敬文先生在这场民俗复兴的早期就敏锐地发现把民俗置于生活看待的必要性，并且是把它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的理念，由他开启了从生活概念来建构民俗理论的新路”，而“我们作为后来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不过采用了有明确的哲学根基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念。这种接续的学术努力，主要还是让民俗学具有现当代哲学的根基，掌握社会科学的规范方法，对当下、现实具有介入能力，促使民俗学从文史兴趣之学转向对社会、对民众有现实关切能力的学术”。此文力图进一步纠正民俗学长期以“过去”为中心的文史研究取向，健全民俗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意识，为民俗学在当下的日常生活转向提供了又一篇纲领性的文献。
本人的学术研究旨趣也直接受到导师钟敬文先生相关思想的深刻影响。对此，吕微曾在为我和团队成员合作撰写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一书的序言中，在谈及我对“现代神话”的研究、坚持神话学可以成为一门现代学和当代学的学术立场时指出：“作为晚年钟敬文的学生，杨利慧显然继承了钟敬文关于民俗学是现代学、当代学的思想。”这可谓知人之论。事实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开始，便已受到钟先生上述思想的影响：从他对当下传承的活态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的关注和运用的做法中深受启迪，与以往女娲研究主要依赖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的做法不同，该文不仅大量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套集成”时期采集的现代口承神话，更对河南和河北等地的女娲神话和信仰进行了实地的田野作业，力图打破神话学中牢固存在的“向后看”的古文献考据做法，全面展现女娲神话和信仰自古至今的生存状貌。2011年出版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更加关注口承神话与当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倡导了一种神话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大量深入实地开展田野研究而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展示了古老的神话如何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讲述和表演、如何被人们主动地和富有创造性地传承和建构，并揭示了神话与中国社会、政治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2020年出版的《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一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借鉴了国际国内民俗学界对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和民俗过程等概念的讨论，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了“神话主义”的概念，以此指涉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运用这一新的概念和视角，该书揭示了当代中国神话在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领域的再现和重构。神话主义研究的目的，正在于促使学者将探索的目光从“远古”“原始”时代以及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扩展到在当代各种商业化和高科技化的公共社会文化空间中被展示和重构的神话，从而使神话学这门一直擅长于“向后看”的学问也能“朝当下看”，为民俗学拓宽视野、解除陈见、实现“朝向当下”的转向提供学理基础和研究范例。
此外，我于2017年创办并主持了北师大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微信公众号“朝向当下的民俗学”专栏。推出这一专栏的目的，正是要推动民俗学从“向后看”到“朝向当下”的转向。在开栏语中，笔者指出：
民俗学自创立至今，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向后看”的取向，对农村、乡民、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传统的怀旧和追溯成为民俗学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国际民俗学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渐发生了“朝向当下”的转向，但是，这一转向目前正面临着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尚需要大量学理的阐发和个案研究的切实推进——“朝向当下”不应流于浅尝辄止的口号，也不简单地意味着身处当下的现实或田野之中。本专栏将集中推介相关的理论和个案研究成果，期望对民俗学实现这一转向有进一步推动。
如今，该专栏已陆续推出近60期国内外相关前沿理论和案例研究成果，进一步促使“朝向当下的民俗学”的学术追求成为国内民俗学界的共识。
除了上述直接影响的例证之外，钟先生的相关思想也间接影响到中国其他民俗学者。例如吕微曾自述，他是间接通过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而受到钟敬文的有关思想的启发。作为神话学者和民俗学者，吕微不仅同样坚持神话学可以成为一门现代学、当代学的立场，而且，他和户晓辉等近年来积极倡导的“实践民俗学”理论，强调关注日常生活的实践理性和先验价值，以建立民俗学的整体和先验研究范式，其方法论目标是“还原日常生活目的条件——看见完整的人”，反映了“……学者在社会转型期对既有研究范式形成挑战的情况下所作的学术回应与学科自觉”，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也成为推动中国民俗学当代转向的另一支有生力量。
四、结论
本文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民俗学界探索推动民俗学学科从“向后看”到“朝向当下”的转向为背景，梳理并阐发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产生背景、学术意义以及存在的局限，并分析了这一思想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主要结论有如下三点：
第一，与世界民俗学的探索基本同步，钟敬文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明确倡导“民俗学是现代学”的理论主张，并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民俗学学科领导者的远见卓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事象；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对现代社会中的民俗进行实地采集并加以科学研究；研究视角主要着眼于现在；研究目的是为现代社会和文化服务。这一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既受到世界民俗学界的影响，更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变迁引发的学科重建意识有关。不过类似的理念追求在钟敬文走上治学之路的早期便已出现，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伴随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第二，这一理论主张为新时期中国民俗学指明了前行的新方向，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增强了学科研究并服务现代社会的能力，并从对象、方法、视角与目的等基本维度确立了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的学科体系，为相关研究贡献了根本性的理论框架。
第三，这一思想在中国民俗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启迪后来者继续推动当代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动力和源泉，直接和间接地促成了当代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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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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