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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城与夏墟
《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作“唐”，《说文》云：“啺，古文唐。”甲骨文商汤之名均作“唐”，可见古书中“阳”“唐”字通。“啺”“陽”均由“昜”得声，“湯”亦由“昜”得声，则“唐”“阳”音同，故古书中“阳”“唐”二字常可通用，《春秋》作“阳”而《左传》作“唐”即其例。
“阳”可通“唐”，则“阳城”可写作“唐城”，“阳国”可写作“唐国”，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叔虞封唐的史事。《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载子产之言，谈到晋国祖先叔虞封于唐地的掌故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高辛氏的两个儿子阏伯和实沈兄弟相争，高辛氏命他们分居两地，阏伯居于商丘，是为商人的祖先，实沈居于大夏，是为唐人的祖先。周公东征，灭了唐国，将唐国作为叔虞的封地，叔虞是晋国的祖先。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载卫国大夫祝佗之言，追述周成王时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其述晋祖叔虞受封情况云：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因为叔虞封于唐国故地，故称之为唐叔，祝佗谓唐叔“封于夏墟”，可见，周成王所灭的唐国原为夏人故墟之所在。
《孟子》说禹居于阳城，而《左传》以唐国为夏墟，“唐”“阳”字通，夏为禹的后裔，然则禹居于阳城与唐为夏墟，两说虽异，实殊途同归，禹居于阳城的传说，当即缘于唐为夏墟的历史记忆。
《左传》说叔虞封于唐，唐为夏墟，而晋国居河东（今山西省），世人皆知，故前人均以晋国所在的河东为唐和夏墟所在。《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货殖列传》亦云：“昔唐人都河东。”《汉书·地理志》所记太原郡晋阳县，班固自注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以《诗经·唐风》为晋地歌诗。郑玄《诗谱·唐谱》亦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诸如此类的说法，皆缘《左传》叔虞封唐之说而发。因为有这些记载在前，故直到今天，河东为唐国故地和夏墟所在，早已成为定论，鲜有质疑者。其实前人皆忽视了一个重要史实，即河东晋地并非叔虞初封之地，叔虞所封之唐，不在河东，而在鲁西。
如果唐确在河东，那么唐作为晋人始封之地，必为晋人宗庙所在，纵使晋人后来迁都他方，唐作为晋人宗祀所在，必有故墟存在，晋人当对之必定是念念不忘、奉祀不辍，而不至于令其荡然无存、湮灭无闻。然而，以《春秋》《左传》记晋事之详、载地名之繁，却通篇不见河东有名“唐”之地。《春秋》和《左传》所载“唐”地，凡有四处。其一在成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尹辛败刘师于唐”，杜注：“唐，周地。”此唐在洛阳周王城附近。其二在楚地，《左传》定公五年（前505）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灭唐，宣公十二年（前597）传：“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在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唐县镇。其三在鲁西，《春秋》隐公二年（前721）：“公及戎盟于唐。”杜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鱼台县。《春秋》桓公二年（前710）：“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其四在齐，即上文提到的高唐，《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春称之为“阳”，《左传》谓之“唐”。四处名“唐”之地，无一在晋，这意味着叔虞所封之唐，当在河东之外寻求。
春秋时期这四处名“唐”之地，周王城附近的唐和楚地的唐，显然不会是叔虞所封的唐。周初分封，齐国之境“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高唐的阳国直到昭公十二年（前530）才被齐国所灭，高唐显然亦非叔虞之封所在。那么，叔虞所封的唐，很可能是在今鱼台县的鲁西之唐。
河东地区不仅不见名“唐”之地，古书中所记夏代史事，也罕见与河东地区有关者，而大多是发生在东方河、济之间，古书所记与夏人有关的部族、方国，也大都是东方民族，王国维、顾颉刚、杨向奎、沈长云等学者有鉴于此，均对夏居河东的传统认识提出质疑。笔者在《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一文中详细考证了唐国后裔唐杜氏及其支系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的历史和参星崇拜传统，证明鲁西的唐才是成王所灭、叔虞所封的唐，也才是夏墟或传说中的“参虚”所在，唐国和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今本竹书纪年》有康王九年“唐迁于晋”的记载，西周初期铜器尧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晋”，证明唐国迁晋并改封号为晋，历史上确有其事，晋的初封不在河东。前人因不了解唐迁于晋的历史，故误以晋之所在即唐国故地，从而导致夏墟考古和夏史重建一直误入歧途而不知返。
禹为夏祖，夏为禹后，禹的都城自然也就是夏墟所在，《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一文既然以在今鱼台县的唐为叔虞所封、夏墟所在，这里却又以高唐的阳城为传说中的禹的都城，岂不是自相矛盾？实际上，上古时期的民族、方国，都是小国寡民，故时常迁徙，不恒厥居，直到商代，还时常迁都。《史记·殷本纪》有“自契至汤八迁”之说，正因为商人屡迁，故留下了多处名为“亳”的地名，因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别。夏在商前，其国家规模当更小于殷商，迁都徙居当更是稀松平常之事。明乎此，则知高唐的阳城、鱼台的唐邑虽非一地，但不妨其均为夏人所曾徙居，正像商人徙居留下数处名“亳”之地，夏人徙居也留下了数处名“阳”或“唐”之地。实际上，据《左传》记载，春秋时齐鲁间除高唐的阳和鱼台的唐之外，还有两处名“阳”之地。其一曰“阳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齐子尾害闾丘婴，欲杀之，使帅师以伐阳州。”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定公八年（前502）：“公侵齐，门于阳州。”所言均为同一阳州，《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杜注云：“阳州，齐鲁境上邑。”其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其二曰“阳谷”，更是屡屡见于《春秋》《左传》，为临近鲁国的齐邑，齐侯经常在阳谷召集诸侯举行会盟，《国语·齐语》称齐桓公“大朝诸侯于阳谷”，《春秋》僖公三年（前657）：“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春秋阳谷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南，与阳州相去甚今，与今阳谷县相去亦不远，今阳谷县即源于春秋阳谷。
仅由《春秋》《左传》所记，可知在泰山以西，北到高唐、南到鱼台约四百里范围之内，即有四处以“阳（唐）”为名之地，各地之间相去仅百里左右。地名与族名密不可分，地名随族而迁，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相同地名往往反映了一个族群迁徙的足迹。上古时期土地空旷，到处都有无主之地，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制，故若非发生重大变故，古人迁徙的距离往往不会太远，因此，在相邻地区出现的相同地名，很有可能都是某个特定的族群留下的印记。上古时期，洪灾是导致古人迁徙的重要原因，洪水毁坏城邑，淹没家园，人们只好离开故土，重建家园，商人之所以屡屡迁都，就是因其居于黄河下游常遭洪灾所致。高唐、阳州、阳谷、唐几个地方，地处泰山西麓今高唐、阳谷、鱼台一带，其地位于河、济下游，正是古代黄河洪灾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洪灾事件史不绝书，这些地名当即阳国或唐国一族受洪水影响而历次徙居所留下的印记。正因为该族居于黄河下游，深受洪灾影响，因此形成关于洪水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表达于故事、流传于口头，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而这个族群因崇拜治水英雄大禹，故自居为大禹之后，也就是所谓夏人。
该族既然屡屡以“阳”或“唐”名其国，“阳”或“唐”当是该族的自称，至于“夏”，则可能是同时代人或后代之人对该族的他称。正如商人以“亳”“商丘”命名都邑，表明“商”“亳”为商人的自称，尽管古书中常称商为“殷”，但商人从来没有自称为“殷”，“殷”只是周人灭商后对商人的称呼，所谓“殷墟”，则是后人对商人故墟的命名。明乎此理，则知所谓“夏墟”，显然也并非夏人都邑的固有之名，夏人只以“阳”或“唐”名其国，夏人亡国之后，后人才将其故地命名为“夏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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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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