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民俗学器物研究的主题、理论和视角

　　(一)物质民俗研究

　　民俗学者虽然也使用物质文化的概念，但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内涵稍小的物质民俗概念强调自己的学科归属。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给出了物质文化的定义：“物质文化，一般包括它的各种品类及其生产活动两个方面。它是由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等物化形式，以及主体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的。像传统的民居形式、服饰传统和农耕方式等，都是物质文化的内容。”该定义强调了几个重要方面：一是物质文化的物质本体———“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的物化形式”；二是物质文化的分类学———“它的各种品类”；三是强调了物质文化的生产———“生产活动”；四是物质文化的传承———“主体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既强调了物质文化的结构(物质本体和分类学)，也关注到了物质文化的历史学(传承)，又关照到了物质文化创造主体的行为和实践(生产活动和传承活动)，打破了英国早期民俗学家班恩(C.S.Burne)对物质文化的狭隘认识，基本上完成了对物质文化整体论意义上的概括。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定义虽然关注到了物质文化的主体也关注到了物质文化的本体，但是对物质文化的客体则缺少讨论。如定义中的文化传承活动被限定在了“物化过程中”，但就物质文化研究来看，其内涵到“物化”远未结束，如工具制造的过程是工具“物化”的过程，但人们对工具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和活动也是物质民俗的重要内容。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从这两章所占全书的篇幅来看，物质民俗研究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了物质民俗研究在民俗学中应有的位置。该书第二章给出了物质生产民俗的定义：“物质生产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定地区、社会群体中的大众，在一定生态环境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事象。它包括：农业民俗；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工匠民俗；商业和交通民俗等，它贯穿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而在第三章中，该书没有给出物质生活民俗的定义，只描述了物质生活民俗的大体内容：“物质生活民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建筑及器用等方面的民俗。”但就该书给出的物质生产民俗的定义、内容以及物质生活民俗的内容也可以看到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首先，物质生产民俗的定义强调了物质民俗的区域性———“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定地区”；其次，该定义明确指出了物质民俗的主体———“社会群体中的大众”；第三，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物质民俗的生成和制约———“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

　　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和《民俗学概论》中对物质民俗的定义和论述在中国民俗学界有权威范式意义。从整体论的角度来看，他告诫我们要注重从物质民俗的本体、主体、客体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重视物质民俗与生态环境的互动，重视物质民俗的主体对物质民俗的传承及创造，重视物质民俗分类学，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把握物质民俗的含义。

　　由钟敬文先生指导的博士生郑然鹤较早地对其物质民俗研究思想进行实践，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与韩国犁的比较研究———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为中心》，通过田野调查和借助文献研究及出土遗物，比较研究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的犁与韩国犁，剖析了两国犁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联系和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两国与犁有关的风俗和观念。通过比较，论文认为韩国犁起源于中国，但韩国人对其进行了改良，以适应韩国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和民俗习惯。该文是由中国民俗学家指导完成的以一种具体的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进行中韩文化比较的物质民俗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学科文献和理论价值。

　　由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完成的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深入探讨了水资源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广泛的学术成果。该项目“通过华北民众有能力管理像水这样重要的物质资源的视角，观察其民间组织的活动形态，分析华北基层社会群体怎样被迫做出生存选择，怎样去维护自身利益，建立社会等级，传承思想等级和行为的准则，并在这一层次上，建立他们的社会结构。”

　　项目成果之一《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一书综合利用村社碑刻、水册、村民日记以及田野访谈资料，描述了山西霍山脚下十五个极端缺水的村庄所建构的“不灌溉水利系统”和地域社会，并重点探讨了维持“不灌溉水利”所形成的“四社五村”村社组织和用水规范。该书从社会史的视角拓展了物质民俗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该书还指出了“地方代言人”在促进国家与地方社会一致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对“地方代言人”运用地方民俗传统和个人智慧化解甚至抵抗国家意志，在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具体过程缺少关注。

　　最近两部由本土学者出版的著作，持续刷新人们对物和物质文化的认知。其中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用较大的篇幅描写和分析乡村器物。该著将乡村器物提高到乡土价值载体的高度，作为与时间、空间、社会等级、农民的身体形态和形象并举的重要论域，且用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分四章描述和分析乡村的家具、农具、食物和玩具。认为乡村器物“是了解乡村秩序中的农民农耕生产和日常生活行动的直接入口……器物既是农民的帮手，也是农民的限制。这些器物的生产和使用，直接联系着乡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改变器物的结构和器物的功能，也就是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行为目的乃至价值的行为准则……农民与器物的关系的变化，也就是乡土价值的变化。”该著无论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谋篇布局还是观点均有相当新意，对物质民俗研究领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与张柠的关注点和出发点不同，汪民安《论家用电器》完全基于自己对机器的感觉和经验，思考家用电器所塑造成的家庭空间，并以此重新检讨家用电器的文化功能及与人的关系。该著作以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研究对象，考察机器对人的解放和控制、对人群的分层、对人心态的影响等问题，探讨现代家庭作为休息空间和生产空间的角色，以及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对物作为叙述对象的价值方面，汪民安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观念和行动可以改变历史，但是，物和机器同样可以改变历史。既然如此，为什么学院讨论总是限定在人的领域，观念和思想的领域，而放弃物质的领域?”他认为：“正如任何观念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物也有自身的特定命运。这些以电为基础的物体，它们也在快速脱离人的意志而自主地进化，它们也有自己奇妙的生命历程。”因此，要清楚的认清人自身，“或许我们需要新的传记，不是观念的传记，而是物的传记，物的生和死的传记。”为物做传记，这与记录民俗学对物质民俗的研究理念是一致的。

　　以上两位作者严格来说虽不是民俗学学者，其著作对器物的研究有些地方也缺乏实证性考量，但处处散发卓越的洞见，对物的认知领域有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有可能就此建构物质民俗研究的一种新方式。

　　(二)民具学研究

　　在物质民俗研究领域，民具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且自成体系。其中以日本民俗学界的民具研究开展时间最长、取得的成就最大。近年，国内民俗学、人类学界的少数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

　　日本的民具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民具一词就来自日本。日本的民具研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民具学”。1968年，日本的民具学者创办了专门研究民具的学术杂志“民具月刊”。1975年，日本民具学者正式成立了“日本民具学会”。在此基础上，日本民具学者出版了大量民具志和民具研究理论著作。

　　民具一词是由日本民具学者涩泽敬三首先创用的。在此之前，日本学界曾用过“民俗品”、“土俗品”之类的词汇。涩泽敬三的定义见于1936年由日本“阁楼博物馆”编辑的《民具搜集调查要目》之中：“民具乃是‘我国同胞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某些技术而制作出来的身边寻常的道具’，‘它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一切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而制作和使用的传承性的器具和造型物。’”这个定义对后来的民具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宫本馨太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具定义：“民具乃是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因需要而制作和使用的传承性的器具，民具包括一切可能的造型物，它对于理解和揭示国民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本质及变迁过程具有不可欠缺的意义。”

　　民具学家宫本常一对民具的理解是：民具乃是有形民俗资料的一部分；民具是人们手工或使用道具制作的，而不是由动力机械制作的；民具是由民众基于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制作出来的，其使用者也限于民众；而那些由专职的匠人以很高的技术制作的器物通常被叫做工艺品或美术品，很多也是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人们所使用的，这是应该和民具区别开来的；民具的制作不需要很多程序，与其说它们是由专职的匠人制作的，不如说是由普通人在从事农、渔业的同时制作的；民具多由人手驱动；民具的素材主要有草木、动物、石头、金属、陶土等，原则上不包括化学制品；民具大都是一次加工而成，当包含复杂加工的情形时，也有由“能人”制作的。

　　日本民具学会的前会长岩井宏实认为：“民具乃是身边寻常普通的道具，它‘涉及生活文化的所有领域，并能明确地显示出基础性的传统文化特质，是对于理解日本的民族文化及其历史变迁所不可欠缺的具体资料’。”

　　以上四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代表了日本民具学界对民具的理解。这四种看法都在一国民俗学的框架下之内，都强调了民具的传承性和寻常性。我们从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民具学家对民具认识的逐步细化和深化的轨迹。涩泽敬三民具定义中的民具的所有者比较模糊，他用的“我国同胞”显然不是民俗学的学术术语，我们从这个定义上看不出民具指的是中下层文化还是也包括上层文化。宫本馨太郎的定义已经有了民俗学框架下的民具主体———“一般民众”，这表明民具是中下层文化，不包括上层文化的器具，如宫廷用器和王公贵族用器。这个定义还强调了民具在揭示民族文化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与当时日本社会所经历的急剧变迁有关。民具在文化变迁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学说对后人启发颇大。但宫本馨太郎的定义中民具的限定词“日常生活”，似乎将民众的非日常用具排斥在外了。宫本常一强调了民具的中下层文化本质，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民具的范围是“生产”和“生活”而不是模糊的“生活”领域。他还认为民具不包括由动力机械制作的器具。相比前两者，宫本常一的定义中没有“造型物”一词。“造型物”可以是器具，也可以是建筑或设施。我们知道，在民具的研究中很少会涉及到建筑，建筑民俗是一个和民具民俗并列的学术领域。宫本常一的定义使民具的范围更加明确了。相比于前三者对民具的定义，岩井宏实则更强调民具传承的精神性和民具的民俗学资料价值。他认为民具的实用性可能消失，但是民具中所蕴含的民众智慧却不会轻易消失。

　　日本学者基于自己对民具的基本理解就“民具的属性与功能问题，民具的形态、形制与样式问题，民具的实用性、艺术性和象征问题，民具的地域性、时代性和传承性问题，民具与生活的关系及其在生活中的意义，民具的‘生命史’”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谈论”。

　　(三)我国的民具研究

　　相对于日本学界而言，我国的民具研究尚显薄弱，民具一词很少见诸书面，明确提出自己民具观的学者就更少了。张紫晨对民具所下的定义较有代表性：“劳动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类工具、器皿等用品。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具，主要是指传统的，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切造型物。民俗学上往往把民具划分为基本民具、准民具、指标民具等几种类型。根据民具的用途、机能、形态、制作要素来进行不同的分类。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对民具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民具和流行民具，或新民具和旧民具两大类。”这个定义受到了日本民具学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将民具的所有群体解释为“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征。这个定义强调了民具的传统性和传承性。但如同宫本馨太郎的定义一样，“日常生活”一词的使用，遗漏了一些重要民具。

　　许平认为：“它(民具)一般指除建筑形式之外的各种实用生活器具和设施，其中又以包含了日用器具在内的广义的生活与劳动‘工具’的研究为核心。”这一认识与宫本常一相近，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建筑不属民具范畴。但“实用”一词使用得颇为模糊，那些用于观赏的民间器具(如花灯)也应该是民具。

　　其他与民具相近的概念有民俗文物、民族文物、物质民俗等。“民俗文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既是民间的生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反映着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既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基础之所在。”民具和民俗文物有颇多重合之处，如都是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强调传承性等等。与民具相比，民俗文物突出强调了精神性和基础性，认为民俗文物是“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反映着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基础之所在。”虽然民俗文物是在文博学科的框架下展开讨论的，但是它具有强烈的民俗学意味。当然这个定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生活文化”一词就用得比较模糊。相比之下，民族文物的定义则更加强调文物的民族性和物质性：“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某一民族的文化遗存。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民族在具有多民族共性的大家庭中保存了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服饰、习俗等特色的实物资料。如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文化用品、民族乐器等。”民族文物的定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意到了民族文物存在于“多民族共性”的大背景之下，也就是注意到了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文物影响和交流。二是对民族文物的范围作了较明确的学术划定。认为民族文物存在于“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服饰、习俗”等方面。但是该定义亦有不足之处，如对文物的精神性强调得不够，“民族特色”一词将多数普通文物拒之门外，此定义距离民具的意涵更远一些。

　　国内民俗学和相邻学科对民具的实地调查研究成果不多，其中由尹绍亭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值得一提。该丛书对云南山区多个民族的民具进行了精心的测量、绘图、描述，并对民具的使用方法和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说。该书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之外，还有较强的方法论意义：第一，“点面结合”(既对一个村落中民具比较齐全的一两户居民的民具做全数调查，再对其他农户的民具做补充调查)和“动静结合”(既对民具做静态的结构考察，也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中对民具的使用方法、功能等做动态观察)的研究方法。第二，民具使用体验法。对民具亲身操作，获得实践认识。

　　当然该丛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正如周星所指出的：“尹教授在采集资料时已注意到‘点面结合’，并努力展示了一些‘点’上资料的完整性，可不同器具间的‘器物组合’似乎较少引起重视。除了‘地域’，还应有‘社区’概念，在社区基础上建立‘器物组合’，甚至必要的统计分析，应该是可能和有价值的……尹著和罗著在‘器物’研究上都很突出，在‘技术’研究方面，比较注意器物使用的技术，而程度不等地对器物的生产制作技术、交易流通(不等于文化理论里的‘传播’)及占有关系等有所忽略。”

　　孟凡行新近出版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一书广泛吸收国内外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日本民具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对贵州六枝特区梭戛乡长角苗族群的民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主体部分通过丰富完善使用民具群、民具组合等概念对该族群的民具进行了详细描述性分类研究。然后从该族群所处的环境出发，通过对民具的结构和形制，制作工艺和使用，民具的流通、储存、生命史等内容的考查和分析，研究民具和人以及自然社会环境的互动，探讨围绕民具所形成的文化，最后讨论民具文化的传承和变迁。认为民具的特质与其说是基于地域文化特点的形制和功能，不如说当地人对器物的使用方式及其认识。这些只有将器物放在民具、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多边互动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比较确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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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