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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未得到重视。美国学者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面取得杰出成绩，到1980年代以后更是佳作迭出。早期传教士和学人搜求中国歌谣、谚语、故事的历程多有开创意义，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1980年代以来，安东尼·沃克、马克·本德尔、苏独玉等美国民俗学、人类学者构成了美国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学术图景，他们的工作在“语言转换”“合作研究”“文本化”等方面体现了方法论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美国学者；搜集整理；翻译；文本化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这类工作的典型代表。但一直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对外国（尤其是欧美）学者赴华进行搜集整理工作的学术史并不重视，较早的有如洪长泰、黄鸣奋、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Рифтин,1932-2012）等人的局部梳理；近来有张志娟、卢梦雅等在这一领域有重要掘进。西方学者中，美国学者十分重视到中国进行实地的搜集、整理工作，从19世纪末至今，美国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学术图景。
美国学术界历来有国际区域研究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综观19世纪末以来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大致可分为传教士、普通学人、民俗学专业学者三类。以1949年为界，传教士和学人的搜集整理活动主要集中在前半叶，到20世纪后半叶专业民俗学学者的研究大放异彩。
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另一个则是对口头传统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前者比如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于1920-1930年代在云南对纳西族东巴经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以及后期的翻译、研究。后者比如安东尼·沃克（Anthony Walker）对云南拉祜族口头史诗《牡帕密帕》的搜集、整理，以及完全来自拉祜语的翻译。这些工作都是基于美国学者到中国进行的实地调查的结果，而从早期的“搜集”到后期民族志意义的“田野调查”，是其方法论嬗变的主要特点。
一、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民间文学调查（1888-1948）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的日益深化，许多美国人来到中国工作、生活，美国宗教组织也纷纷在华建立宗教机构、举办现代教育。这些教会人士多出于传教的目的而热衷于了解中国的民俗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学。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关注，大多是其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副产品。许多传教士身涉当时中国政治、教育、文化、宗教、外交、卫生诸多事务，而他们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仅仅是认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手段，不宜过分夸大。这其中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是典型代表。明恩溥1872年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北京等地生活。他在中国生活了54年，推动了美国政府退还半数“庚子赔款”。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兼及旁涉相关与无关事象，又及对中国人的观察》1888年出版。这部搜集整理文集虽然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但在美国影响很大，时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著作。这部书1902年、1914年在上海美华两度再版，1965年又由纽约的Dover PublicationsIns,Inc.再版，2010年由田纳西州孟菲斯的General Books LLC再版。从19世纪到21世纪四度再版，可见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之巨。
明恩溥搜集这些民间素材，主要是服务于当时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汉语谚语俗语集》在正文之前有很长的一个导论，详细交代了他的工作方法和分类原则。正文部分除了对俗语、谚语的汉语、英语对照翻译之外，更多的是对每一条俗语、谚语的解释和评析。他搜集的内容驳杂，除了乡土俗语、谚语，也有都市中的文字游戏。比如他搜集到一幅名叫《壶中造化》的酒壶图，酒壶的轮廓是由一首劝戒酗酒的打油诗汉字勾勒出来的。有学者指出，偏重于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是明恩溥著作也是他的中国观的突出特点，他的谚语俗语搜集也有这种倾向。因此评价明恩溥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既要注意其研究上的贡献，也须考虑其宗教背景和价值观。
和明恩溥这样的“多面手”相类似的，还有美国卫理公会（时称美以美会）宣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他1888年来华在北京汇文书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教。由于他们夫妇与清皇室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得以从上到下地广泛接触中国社会。何德兰有关中国的著述颇丰，比如《中国儿童》（1901）、《中国英雄》（1902）、《中国小兄弟》（1903）、《中国家庭生活》（1914）等。
何德兰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是受到另一位来华外交官，意大利人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1872-1918）的影响。韦大列在学习汉语之余搜集中国歌谣、笑话、故事，在当时影响极大。1900年何德兰在纽约出版了歌谣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这部儿童歌谣集包含140首歌谣，汉英对照，可贵的是每首歌谣都有黑白照片插图。这些照片大多关于中国儿童的生活，作为史料弥足珍贵。1933年何德兰的《中国童谣》（Chinese Rhymes of Children）在美出版。《中国童谣》并没有汉语原文，直接呈现英译，但是每首歌谣都配有精美的手绘插图。《孺子歌图》和《中国童谣》两部歌谣集，也奠定了何德兰在中国歌谣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也有一些传教士较为专注于民间文学。比如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菲尔德（Al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因卓越的语言才华，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面有重要成就。1893年她的《中国夜谭》在纽约、伦敦同时出版，张志娟将其视为“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菲尔德1865年前往曼谷传教，由于传教的对象多是潮汕籍华人，因此她掌握了潮汕方言。她1873年来到广东，由于她非常注重与当地人交往，汉语能力提高很快。后来她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完全有赖于她对潮汕方言的惊人把握。菲尔德具有民俗学的研究意识，她在调查民间故事后，还撰写论文在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刊《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发表。1912年，《中国夜谭》再版，更名为《中国童话》。
有的传教士将则视野拓展到非汉语群体的口头传统。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在1905-1925年间被派往鄂尔多斯蒙古族地区传教，1925-1948年到天主教北京辅仁大学从事研究，1948年来到美国，在美国蒙古学研究领域声名鹊起。他对蒙古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和语言领域，但同时也搜集、整理蒙古族歌谣和故事。1934年，他搜集整理的十六首鄂尔多斯蒙古族歌谣刊登在《北京辅仁大学通报》。1947年他出版了《鄂尔多斯民间故事》，包含歌谣、谚语、故事、叙事诗等文类。田清波有极高的语言才华，通英、德、希腊、拉丁、荷兰、蒙古、汉等多种语言，毕生致力于蒙古语、蒙古史和鄂尔多斯蒙古族社会研究。由于他精研蒙古语，所以他在研究历史时尤其重视口述史料、口传史料以及民间文学的运用。
美国传教士赴华从事调查的图景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诸位，比如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的对晋北民间文学的搜集等事例，在晚近学人著述中都得到了观照。但总的来说，他们中极少有以搜集民间文学为主要目的的。大多数传教士都是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作为传教的重要辅助。和美国传教士同时代的英、法、德等国传教士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有许多早于“歌谣运动”，他们的工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早期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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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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