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首先，修建庙宇的费用不再由村民平均分摊，而是由信众自愿捐献。宁村的三所庙宇中，净意庵和邹陈法师庙的修建都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民众捐款。净意庵重建的主要经费由宁村居委会承担，另外一部分费用来自社会捐赠，这座庙宇的一所偏殿就是当地一名企业家个人捐建的。净意庵的院子里立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满了捐赠人的姓名。邹陈法师庙由于不具官方合法身份，其修建完全仰赖当地居民捐赠。当地村民告诉笔者，重建邹陈法师庙时，许多村民都出钱出力，有人捐钱，有人捐砖、水泥，庙门口的对联也是一个老板捐的。龙兴庙是村集体物业划拨的一个小房间，不存在建庙问题。

 

　　其次，庙宇维护管理专门化，无关普通村民责任义务。宁村的三座庙宇都由专门机构管理维护：净意庵是中山市民族宗教局下辖的宗教场所，按照相关制度规定进行管理，其日常运作维护由驻庵女尼负责。邹陈法师庙和龙兴庙的管理则由非正式的委员会承担，其核心成员多为德高望重、熟悉仪式流程、担任过村干部的老年男性，他们负责制定管理章程，组织仪式庆典，对外交往协商以及管理财务；庙宇日常的打扫、点灯、烧香、上供、更换香油花果等事务，通常由信仰程度较高的老年女性义务承担。

 

　　再次，仪式参与“自助化”。以往“信仰圈”主祭神仪式具有一定封闭性，仅限于村落成员参加，现在的民间信仰仪式则更为开放包容，大部分仪式几乎不设“门槛”，任何人都可参加。如果想要领到祭神的烧猪肉或参与聚餐，只需提前到庙宇相关管理处登记缴费即可。现在规模较大的庙宇举行集体仪式之后，一般都会提供餐饮服务，而且聚餐似乎日益成为重头戏，许多信众和游客不惜从远处赶来，品尝由庙宇提供的、带有神圣色彩的“斋饭”。这种聚餐类似“拼饭”，众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各自付费，同桌共食；本地人则大多选择“包桌”，花钱包下一张桌子的席位，与家人朋友一起就餐。这也赋予了当代信仰仪式旅游娱乐的性质。净意庵节日庆典的素食餐饮颇具规模，邹陈法师庙和龙兴庙则每年分别只在邹陈法师诞和龙兴节各举行一次仪式，通常不为参与者提供餐饮，只是发放烧猪肉，但参与原则类似。

 

　　最后，庙宇与地域社会民众的关系改变。过去承担区域或社区整合功能的庙宇现在变成了社区一员，不再具有凌驾于个体村民之上的权威，人们不必为了取得或强化村落集体成员身份资格参与庙宇组织的仪式，相反，感受到现代化冲击的个体村民对神灵和传统村落生活的情感记忆才是驱使人们参与仪式的主要动力。[注]净意庵在宁村历史上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当其他庙宇都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之后，这座庙宇就成为村庄历史传统的唯一象征和村民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备受重视。

 

　　宁村的田野调查显示，当前村落民间信仰的运行机制已经完成了从强制到志愿的转变，个人而非社区成为当下民间信仰立足的基石。这种转变是否就意味着民间信仰公共性的丧失？宁村的个案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以个人志愿参与为基础的民间信仰不但在相当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公共性，而且推动了与现代价值观相一致的公益慈善发展，在社区共同体重建过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

 

　　近年来，生气勃勃的民间信仰实践不仅为村庄日常生活增添了传统文化韵味，而且还有力地带动了社区公益慈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倡导慈善捐助。当地庙宇、祠堂的修建维护费用基本仰赖信众捐献，捐“功德”几乎是去庙宇拜神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遇到神诞庆典，庙里举行仪式，有些信众还会向神职人员赠送“利是”(红包)。在大部分民众看来，这部分捐出去的钱会成为“善款”，大多数庙宇的确会不同程度地将这些善款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特别是灾害救助。笔者去过的好几座当地民间信仰庙宇，都张贴有为印尼海啸、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捐款的明细。除了为庙宇和仪式捐款，当地居民还积极资助其他公益慈善事业，如修建路、桥、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赞助龙舟赛、青少年篮球赛、健身操赛等社区集体文娱活动，并经常为鳏寡孤独、失学儿童、单亲妈妈、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献爱心”。

 

　　其二，培育志愿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是慷慨、责任与道德关怀的外在表现，宗教为民众志愿参与提供了道德基础，并在个体的道德追求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建立起灵性的纽带。[注]当地社区弥漫着一股为宗教事务做“义工”的热情，大多数人都愿意为庙宇和集体仪式奉献时间、金钱和劳动。宁村宗族、庙宇的“理事”主要由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义务担任，这些地方精英不仅深孚众望，而且热心公益，将为社区公共事务服务视为己任。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是小榄民间重视的宗教节日，除了个体家庭要举行祭祀仪式，各个村社还要以集体名义举行“社头烧衣”，在路边烧衣放食，超度鬼魂。这项仪式所需祭品由社内家庭自愿捐款购买，大量纸元宝则由各社妇女义务手工折成。净意庵的仪式庆典中也活跃着“义工”的身影，她们的主要工作是为香客准备斋饭，几乎所有洗菜、切菜、烹饪、上菜、收银、洗碗的工作都由她们承担。这些“义工”均为中老年妇女，与寺庙联系紧密，平时来寺里参拜念经，有活动就来帮忙。

 

　　其三，培育新型道德价值观。在以“差序格局”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怎样才能从对家庭原始的忠诚中发展出与普遍的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注]宁村的实践表明，从民间信仰的公共性着手，对其加以引导，也许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当前，源于宗教价值观的奉献、利他逐渐被现代“志愿”话语吸纳，因而由当地政府推行的志愿服务很容易被民众接受，做志工、义工成为一种时尚，各种以“义”冠名的公益活动纷纷涌现，如义卖、义诊、义捐、义赠、义修等等。与传统封闭循环的“施恩-回报”道德结构相比，当前相对开放、面向社会而非特定个人的“施恩不图报”的价值观念显然更为进步。

 

　　其四，激发责任感，强化互惠。以往参与集体仪式和社区公益常常被认为是地方精英的责任和义务，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普通村民也开始出于对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和责任参与其中。沙垄小区最初由一名老板发起赞助的“敬老宴”，现在已经变成了许多居民共同参与的公益活动，前来参加宴会的居民不再只是接受邀请出席，而是自己付费就餐，并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活动筹办。一名早年丧父的村民对举办“敬老宴”特别热心，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乡邻许多帮助，现在他把操办“敬老宴”作为回报邻里的机会，“当成自己家的事一样来办”。另一位村民则称自己家的老人之前受惠于这一活动，现在也想捐款捐物，为活动出一份力。参与面扩大增加了“敬老宴”的活力，而参与活动的村民也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愉悦、意义，加强与社区和邻里的联系。

 

　　民间信仰的公共性向公益慈善转化，带动了居民与社区关系的转变。当前学界对“社区”的认知早已超越了静态、同质、强调面对面交往的地域实体，而更多指向动态、开放、冲突的关系和过程。[注]这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建构性的，社区认同的结构性和先赋性因素逐步让位于个体的选择和行动。在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多元化的今天，地方性的邻里社区对于部分居民来说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但另外一些人却日益从自己生活的社区和地域性团体中寻找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心理认同。[注]公益性质的社区参与不但有利于在居民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纽带，塑造友爱、互惠和“人情味”的社区氛围，为社区居民提供归属感，而且能够促使居民认识到作为社区一员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出于对“家园”的挚爱参与丰富地域生活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