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宁村民间信仰公共性的转化，并不是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而是受到现实需求、社会结构、乡村都市化和文化价值观共同支配的体现。

 

　　首先，建立在个人志愿参与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够保持公共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转型社会对新型公共空间的需求。当前，宁村居民在财富、职业、兴趣、作息时间、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分化已成“社会事实”，加上外来人口激增，自我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兴起，传统社会团结遭到严重损害。社会变迁必然牵涉一些规范的放弃和另一些规范的确立，人以群分和人以群聚总是在同时发生。[注]随着传统“机械团结”逐渐失去生存土壤，建立在“弱关系”和“有限责任”基础上的新型公共空间随之出现，民间信仰就是其中之一。民间信仰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轻松、平等的浅度交往渠道，退出和加入都由个体自主决定，人们在集体仪式上短暂地相聚，活动结束随即解散，宗族和信仰团体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也尽量避免占用私人空间和私人时间。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满足个体对公共生活的需求，是民间信仰保持公共性的重要原因。

 

　　其次，集体经济强大，地域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为民间信仰公共性的保留和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珠三角地区的村落共同体在改革开放中不但没有衰落，反而依靠土地资本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长壮大。集体土地股份所有制不仅将村民与村集体在产权层面捆绑在一起，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共同体”；同时也使得当地村庄成为一个个“以经营土地为目的，以分配土地收益为纽带的实体”。[注]这类村庄既具有企业特征，作为“集团公司”管理、经营集体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又表现出强烈的社区共同体行为取向。[注]集体经济为共享互惠的村落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是民间信仰公共性的主要来源。

 

　　再次，民间信仰公共性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道德变迁影响。沿海都市化乡村地区的经济仍然深深嵌入在当地家庭和亲属文化之中，礼仪活动有助于巩固和加强社会关系，提高社区自组织能力，激发社区责任感和与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相反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另外，近年来环保生态运动的兴起和对物欲、过度消费的反思，也使得佛教教义中的“护生”“惜福”“功德”等观念深入人心，“放生”、素食等仪式实践日益流行。民间信仰以其社区性著称，本身就包含着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观念，只不过以前民间信仰中的公益通常是地方性的，不关心结构变革，而现在的公益则追求普世目标和在日常事务中进行改良。[注]目前当地居民参与社区宗教活动的意图，既包括促进社区发展，提升生活品质，也含有感恩和回馈社会的想法，而公益活动的受惠者也从本地乡邻扩展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最后，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传统价值观重视社群，这也决定了公共性不可能从民间信仰观念和实践中轻易消失。相信神圣世界的存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人类的内在价值，使得中国人能够审慎和有意义地联系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他们被务实的理想主义赋予能力，使他们能够看见自我与社会之间有效的联结、人类和自然之间可持续及协调的关系。[注]王铭铭指出，中国人的幸福概念往往与保佑、气、灵或生、命、运和面相等词语相连，而且它总是表明个人幸福、命运、社区的亲属连续性和超自然力量的愉悦之间的一种调和。只要幸福既被看作是个人的又被看作是社区的，保证幸福降临的实践和仪式就会既关注个人或家庭的福利，也关注社区的健康。[注]

 

 

　　一般认为，民间信仰的公共性主要来自与地方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秩序的结合，私人性的信仰活动与公众组织无关，脱离了公共社会秩序，因而有可能趋于向巫术迷信发展。[注]但宁村的研究显示，当民间信仰从地方社会结构中“脱嵌”，失去强制力之后，个人志愿参与继而成为其公共性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民间信仰发挥着强有力的社区纽带和整合功能，在村庄公共生活和社区共同体重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培育公共精神、推动公民参与、促进社区自治和个人寻求生活意义及归属感具有重要价值。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民间信仰本身，而在于如何信仰，如果能够引导民间信仰向公益慈善转化，那么就不仅有助于在乡村都市化转型过程中“留住乡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而且还能为社会治理提供宝贵的价值及文化资源。

 

　　不过，脱胎于传统民间信仰的公共性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民间信仰的公共性总体上限于村落范围，扎根社区的民间信仰虽然有助于加强社区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激发当地居民的社区责任感、认同感，但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个人和家庭主义的，无益于普遍性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甚至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产生“避邻主义”效应；(二)建立在个人意志之上的宗教信仰往往与个体的动机和遭遇有关，导致宗教中的公共性与功利性存在巨大张力。宁村民间信仰实践中的公益性固然令人瞩目，但其私人性和功利性同样不可忽视，以至于民间信仰依然表现出巫术迷信的一面；(三)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能够实现公共性转型，与该区域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现实发展路径密切相关。鉴于中国各区域间显著的社会文化差异，其他地区的民间信仰是否能够产生公共性，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公共性，目前还很难判断。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